在池塘中心投进一颗石子，即央行启动货币政策工具，就会首先在中央水域产生涟漪，然后扩散到周围水域，最后冲击陆地，即实体经济。

  看似简单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却在中小企业这里遇到了麻烦。尽管央行着力推动，但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困扰着资金的供求两端。

  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看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不能单靠货币政策。只要支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保持了物价的大体稳定，中央银行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结构调整的任务应该主要由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承担。

  ⊙记者 王媛 高翔 ○编辑 枫林

  细数今年疏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血脉”的各项措施，央行扮演的“戏份”看似颇重。上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中，不少任务都落在了央行肩上。

  从货币政策来看，今年来可谓动作不断。从两次定向降准到开展常备借贷便利（SLF），从新设支农和支小再贷款、增加再贴现额度到灵活公开市场操作，再到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政策工具组合正不断优化。

  虽然7月信贷和社融数据大幅低于预期，但整体来看来看，一系列货币工具“石子”抛出后略显成效：7月M2增速仍高于年初目标、1-7月中长期贷款增势良好、7月PMI指数创2012年5月来最高。

  但在资金供给“源源不断”的同时，贷款利率却一直未能有效下行。在上周公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6月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26%，虽比3月份下降0.1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去年12月的水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在接受上证报记者独家采访时指出，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不能单靠货币政策。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不应承担结构调整的任务。根据《中央银行法》，结构调整并不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只要支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保持了物价的大体稳定，中央银行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结构调整的任务应该主要由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承担。

  企业、银行各有苦衷

  由于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且多为民营企业，不受政府隐性担保，在流动性从紧、经济走弱等背景下，率先暴露不良贷款，尤其是上述属于产能过剩的行业，首先成为银行惜贷的对象。而作为资金供应方的银行，也有着自己的苦衷

  “近几年来，没感觉到融资成本有很明显的下降，而且银行贷款越来越谨慎，对抵押担保物的条件，也越来越高。”浙江萧山一家生产钢管的企业负责人对融资问题深有感触，他无奈地告诉记者。

  对于融资难这个问题，该负责人显得有些麻木，他告诉记者，现在企业面临的新问题是，贷款到期后，很难找到新的担保人。

  在采访中，他反复叮嘱记者，千万不要将企业名称公之于众，以免相关银行警觉，从而对其抽贷或到期不续贷。“虽然经济整体下行，但企业的生产经营大体正常。不过，由于与我们互保的企业已出现了风险，得承担部分担保责任，目前资金压力不小。”他小心翼翼地表示。

  在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看来，今年实体经济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不确定性加大，小微企业风险暴露的情况没有效解决，令银行对一些企业惜贷意愿增加。

  不过，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一份近4000户小微企业为样本的问卷调查也显示了另一个结果：目前中小企业信贷可及性仅为57.8%。这意味着，有将近42%的不去申请贷款，在银行的“高门槛”前望而却步。

  在被问及不去申请贷款的原因时，有三个理由被提及最多：“估计不会被批准”、“申请过程麻烦”、“不知道如何申请”，而这些原因均为非市场因素。

  “这当中，我觉得主要原因是银行的服务不到位，使小微企业主觉得申请过程很麻烦。”该中心主任甘犁告诉上证报记者，在不去申请贷款的小微企业主中，只有4.5%的认为利息太高，这个比例是很低的。

  调研结果还显示，银行信贷满足不了的部分资金来源基本靠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对银行贷款的作用，是“小额替代、大额补充”：借款金额在5万元以下时，近八成的小微企业会选择从民间借贷或者说从亲戚朋友处借款，而到100万元以上的大额资金时，超过四分之三的小微企业则选择去银行申请贷款。

  从资金主要供给方来看，银行也有自身的苦恼。

  浦发银行零售业务总监汪素南对上证报记者透露，今年浦发银行为了支持小微企业，专门拿出400亿额度用以专项投放，虽上半年原本计划投放220亿，但实际运行下来仅投放了150亿。

  “我本人非常用心地到下边推动这件事，但基层的员工经常向我反映，很难找到存在有效需求的小微企业。”汪素楠坦言。

  央行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社会融资规模比去年同期少5460亿元。其中，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852亿元，同比少增3145亿元。到底是银行投放力度不够，还是有效信贷需求不足？

  对此，浦发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副总经理严红霞说，去年之所以闹“钱荒”，是由于资金供给不够。但今年7月份的资金价格平稳，Shibor价格未出现较大波动，这就说明供给端没有太大异常，是融资的有效需求不足。

  一些银行人士告诉记者，经济下行期，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意愿降低，其原因很多，其中，信息不对称也是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意愿降低的原因之一。

  “银行并非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但前提是企业的治理要规范，财务数据要真实。”某国有大行浙江省分行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要最大限度地缓解中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小企业自身的规范治理也至关重要。

  上述负责人还表示，银行分支机构处置不良贷款的权限有限，核销环节比较多，时间比较久。“只要不良贷款还挂在账上，银行就无法卸下包袱，腾出空间去给新的企业贷款。”他认为，其实当下银行的拨备是充足的，但现在却形成了“高不良，高拨备”的双高现象，金融要为小微企业输血，但如果淤血不散，血脉就畅通不起来。

  流动性整体充裕难掩结构难题

  在国务院上周发布的关于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的指导意见中，不少任务的落实都与央行有关。细数今年来，央行支持实体经济的动作，可谓举措不断

  一季度，面对外汇占款增加较多、财政存款释放资金扩大，央行开展正、逆回购和SLO、扩大SLF范围，保持资金平稳；二季度，又通过定向降准、支农再贷款和支小再贷款等多项工具，定向投放流动性。

  央行多种措施令流动性整体较为充裕，7月份M2同比增长13.5%，仍高于13%的年初目标，最明显受益的是货币市场，今年来资金价格整体较为平稳，流动性较为宽松。

  但这种流动性的宽松，并未完全传导到贷款利率上来。在上周公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6月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7.26%，虽比今年3月份下降0.1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去年12月7.14%的水平。

  “从2014年以来的情况看，贷款利率和企业债券利率有所下行，整体融资成本较上年末稳中略降，但部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不易、成本较高的结构性问题较为突出。”央行上周指出。

  这一问题也引起了央行的注意。央行在上周发布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部分企业反映“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更加突出的同时，货币信贷总量仍保持了较快增长，6月末M2 同比增速已超出二季度GDP 名义增速达5.7个百分点。

  此前，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孙国峰曾撰文，形象地把金融市场比做一个池塘，央行就在中心水域，商业银行在周围水域，池塘四周的陆地为实体经济。

  “那么在池塘中心投进一颗石子，即央行启动货币政策工具，就会首先在中央水域产生涟漪，然后扩散到周围水域，最后冲击陆地，即实体经济。”他指出，这个过程可看作是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传导过程，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就是人们在池塘中和岸边安放的一些检测仪器。

  今年以来，货币当局多个“石子”投了下去，在周围水域已产生了许多涟漪，但为何一些企业仍反映融资难、融资贵？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究竟该怎样理顺？

  “当实体经济出现波动时，货币政策传导无效是很正常。”曾刚对上证报记者表示，“就像是一个大坝，央行不断供水，但出来有限。”

  所谓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金融变量最终影响实体经济变量，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传导过程一个内在机制。

  “流动性总体充裕，全社会债务率仍在上升。这表明经济中可能存在影响供求平衡的结构性问题。”央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如是说，“融资难、融资贵的成因非常复杂，既有宏观经济因素又有微观运行问题，既有实体经济因素又有金融问题，其中债务率较高及风险溢价上升是重要原因，这又与股本融资不足、部分主体存在财务软约束、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较大等体制机制性因素有关。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标本兼治。”

  货币政策不应承担结构调整任务

  在余永定看来，货币政策不应该承担结构调整的任务。根据《中央银行法》，结构调整并不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只要支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保持了物价的大体稳定，中央银行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单从货币政策来看，余永定此前在接受上证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表示，中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至少包括基准利息率、货币供应量增速、信贷增速。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基础利息率？余永定对上证报进一步解释说，如果央行希望通过控制某种基准利率来影响融资体系中各种利息率，人们自然会问中国的基础利率是什么？然而这个问题却难以回答。

  “事实上，中国存在多个基准利息率：央行公布的存贷款利息率、Shibor和国债收益率。中国还未形成由银行间隔夜拆借利息率和各种期限的国债收益率所构成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或期限结构曲线。统一的定价基准的缺失，难免会造成金融资产定价（利息率决定）的混乱，并进而诱发这种投机活动并导致资源错配。”余永定认为。

  余永定告诉上证报记者，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是有相应的市场。表面上看，中国的利息率已经基本市场化了（自由化不就是市场化吗？）。可惜的是，这种“市场化”在许多情况下是没有市场的市场化。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和完善各类金融市场，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收益率曲线。例如，中国应该尽快完善银行间拆借市场，使Shibor成为具有联邦基金利息率和主再融资利息率同样作用的基准利率。又如，中国的国债市场无论在深度和流动性上都无法充当相应期限金融资产的定价基准，发展国债市场刻不容缓。

  “但是，中国财政状况一直较好，国债市场相对较小，要等到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一个规模大、流动性强、包括各种期限的国债市场呢？在此情况下，是否能够把某些种类的公司债变为国债或准国债呢？”他表示，不管怎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各种类型金融市场的建设与完善还需相当时间。不能把利息率市场化等同于利息率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已经实现了利息率自由化，但中国的利息率市场化还有待时日。

  近年来，央行推出了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hort-term Liquidity Operations，SLO）和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SLF）两项利率调控工具。对于这两个新工具，余永定表示，两者在平抑银行体系流动性临时波动和实现短端利率区间管理方面，均可以发挥作用，应该给予积极评价。

  同时，今年来，央行不断推出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和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政策措施。对此，余永定表示，这些措施的推出，反映了央行希望同时完成保增长和调结构两项任务。

  “货币政策是总量工具。通过各种货币政策措施，央行可以控制货币供给的闸门，至于货币最后流入哪个沟渠，一般情况下是不应由央行控制的。”他告诉记者，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货币政策措施到底能否在适度放松货币政策的同时，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此外，央行的最新工具——抵押补充贷款（PSL）的合理性则更值得讨论。”余永定表示，在新增外汇占款减少的情况下，推出抵押补充贷款作为基础货币调节工具是可以理解的。但央行直接为某一特定银行提供贷款的做法似乎欠妥。

  余永定进一步表示，在20世纪90年代，为商业银行提供再贷款是人民银行调节基础货币供应量的主要手段。欧洲中央银行也通过这种办法增加基础货币。但是，商业银行必须通过竞标取得这笔贷款，否则公平的原则就被破坏了。尽管近来欧洲中央银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推出了TLTRO，但其效果如何，是否值得中国效法仍需存疑，况且TLTRO并不是戴帽给某家银行的。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不应该承担结构调整的任务。根据《中央银行法》，结构调整并不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只要支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保持了物价的大体稳定，中央银行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结构调整的任务应该主要由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承担。”余永定对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