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稳增长”政策

  (上接A1版)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源于老百姓为克服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与障碍而大胆创新的激励机制的改革，才能够以更小的成本加以推广深化。进一步的，劳动者素质提高还具有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效应。这是因为，在有效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下，劳动者所得取决于其边际产量，而劳动者素质提高恰恰是提供其边际产量的基本因素。因此，提高劳动者素质意味着劳动者所得份额会相应地上升，最终提高消费能力。总的来看，无论是技术创新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还是制度改革中实践的新发展及其经验的总结、改革设计及其效果的反馈，均需要有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

  最后，完善税收体系。税收不仅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工具，也是影响经济供给面的激励机制的一部分。美国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来促进市场竞争，对当下中国的稳增长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其理论认为，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储蓄与投资，降低了生产率增长和商品供给，因此，应通过降低边际税率来促增长。著名的拉弗曲线还表明，在税率降到临界值之前，政府降低税率不仅不会导致税收下降，反而还因为减税刺激了收入上升、税基增加，政府税收会随税率下降而增多。

  当然，税收体系的完善不能简单化为税收的增加或减少。政府也应当树立起恰切的税收观，即税收的主要功能不是作为政府敛财的工具，而是调节收入差距或为企业经营活动公共服务的必要支出保障，因而合理的税收应当有利于激发企业经营和创新的活力，有利于供给的增长。若仅基于对税收增加政府收入的认识，不可避免地使政府的各项税收政策堕化为“与民争利”的收入财富压榨机。常识是，让老百姓多纳税，从来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公共政策，更不是稳增长的良方。

  虽然供给面的改革在新常态下的稳增长中至关重要，但供给面改善的增长效应可能需要较漫长的过程才能显现出来，稳增长又常常迫在眉睫。供给面“远水”难解稳增长的“近渴”时，就需要更加注重将供给面的改善与需求面的稳住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有了这两条腿，稳定均衡的增长才能迈步向前走。但总需求政策仍会在稳增长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总供给和总需求是经济总量均衡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总供给的增长必然要以相应的总需求增长，才能使产品有销路、没有非意愿存货积压，实现总量均衡。虽然好的供给管理政策能够带动需求的增长，但毕竟供给与需求是由经济中相互独立的不同部门、且基于不同的目标而做出经济决策，并不能保证经济时时处处都能够达到均衡；也因为，当遇到极端经济总需求冲击时，总需求政策一般比总供给政策能较快地发挥稳增长的效果；这时，若没有相应的总需求管理，供给面可能因需求面冲击而急剧萎缩。

  这里的关键在于：在稳增长中，应当确立总供给政策与总需求政策的主从关系；要注重拿捏好总需求管理的度和结构。总需求增长的“度”，可以从经济的实体面和金融面两个角度来考察。在实体面，考察总需求的度，当结合总需求结构来断定。总需求方面，鉴于消费需求增长相对平稳，投资的贡献多年一直居主导作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受国际环境的影响，贸易顺差波动比较大，因此，调控好投资和政府支出，对政府把握好总需求管理的“度”至关重要。在金融面，货币供应量或广义信贷（包括银行信贷、债券发行、信托等等）是总需求的量的集中体现。鉴于此，在金融面，稳增长的总需求政策要将广义信贷增长调控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至于总需求的结构方面，将在“新常态政策之‘调结构’”中再具体阐述。（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