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

  （上接A1版）

  长期看，经济增长速度降下去是必然的，因为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能永远达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些制度性障碍，阻碍更好地配置资源，更好地挖掘要素供给潜力。消除这些制度障碍，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创造新的额外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改革红利。

  我不认为所谓“供给学派经济学”完全切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为了以示区别，从需求方也有要改的方面，也可以形成改革红利。比如说三大需求对于GDP的拉动作用，最终消费（至少在过去十年）是对宏观经济起稳定作用的需求因素，也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需求拉动因素（而出口和投资需求贡献波动性强，互相弥补），促进消费的各项改革也能创造改革红利。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改善收入分配，都能够提高消费需求，促进宏观经济稳定。

  因此，需求方的改革，也有改革红利。这样的话，我就和供给学派经济学划清了界限。

  第一，最典型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农民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可以产生“一石三鸟”的作用，可以立竿见影地提高潜在增长率和平衡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改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因素。现在农民工虽然可以自由流动到城市，但是没有城市户口就不能在社保、义务教育等方面获得均等的待遇，所以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一旦出现宏观经济波动，或者到了40岁，考虑到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形，他们就回家了，劳动参与率被制度性压低了。给农民工城市户口，把他们变成市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劳动力供给就更加充足了。一旦农民工的收入提高和稳定后，他们的社会保障程度高了，没有了后顾之忧，他们的消费也就像正常市民一样，释放出消费能力，需求因素也随之得到解决。

  第二，进一步挖掘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到生产率高的非农产业的流动潜力，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过去的全要素生产率，绝大部分是来自重新配置效率，也是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因素。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改革，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弊。当然，还有触动既得利益的方面。

  我觉得今天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看成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重要的全会，重点就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而在这些改革中，我们需要认识到的一点是，改革不是以牺牲增长为代价，因为这样的话，有些不太容易形成改革共识，就会形成一定的改革阻碍力量。

  前面的分析说明，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如果是这样，形成共识推进改革，还能形成更好的改革方式。过去的改革叫作“帕累托改进”：一定会给某个群体带来好处，同时不伤害其他任何群体。这种改革机会现在已经很少了，将来更是几乎没有了。这时候很重要的是看改革的整体收益是不是正的，是不是很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就可以形成“卡尔多改进”，即可以用总的改革收益，补偿一部分可能在改革中受损的群体。例如，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形成一种成本分担、收益共享的机制。

  因此，改革与增长不是或此或彼、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可以产生显著的红利。改革的意义在于，形成改革共识，坚定改革决心，选择有利于推进的改革方式，从“帕累托改进”走向“卡尔多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