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艰难时刻，各级各地政府和有关市场参与主体尤须避免对经济再次热启动，尽快告别速度与指标情结。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经济至少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初步清除经济沉疴。而适应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市场化改革，理应将着力点放在确立有效的政府规制，打破有关领域的寡头垄断格局，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若是基于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的推动，即便6%的增速，也完全可以接受。

  □章玉贵

  当8月的经济数据再度黯淡，而距年底只有百天，年初定下7.5%的经济增速目标有可能要落空时，作为“稳增长”的头号依靠，投资大有成为各级各地政府施政偏好的趋势。而货币部门似乎也在或隐或现地配合主动刺激。预计在各种“稳增长”力量的推动下，全年7.5%的经济指标还是有望实现的。

  在经济学名词被国人过度改造的今天，在各类评述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保增长”、“稳增长”、“促增长”的概念，其实都无法列入有效经济增长的范畴，因为执行层面的扭曲往往使得经济政策效果与初衷严重背离。诚然，在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我国的经济基本面与经济生态并不差，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令头号经济强国美国羡慕。如果就支撑经济增长的一般动力而言，在当今世界，能够长期依靠天量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则唯有中国。早就有学者指出，中国经济再平衡是实现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前提，这就要求尽快清理经济发展沉疴，早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而这个过渡周期本应在“十二五”期间完成，然而，眼见“十二五”即将结束，当初定下的诸多经济改革指标估计很难如期完成。另一方面，名目繁多的金融工具越来越有将中国经济拖入美国式金融发展与异化轨道的迹象。但中国与美国不同，在美元红利期真正结束之前，美国一定可以而且会将量化宽松（QE）政策用到极致。而中国版的QE，其消化主体与范围只能在国内市场。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广义货币M2是美日德三大经济体之和，该是怎样的场景？

  当然，我们绝不能仅仅从美国的M2占GDP之比远远低于中国，就得出美国的货币发行谨慎于中国的判断，事实上，美国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的疯狂早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度高达600万亿美元规模的金融衍生品市场，随时可能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引爆地。如果美国不能理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夯实实体经济基本面，一旦美元体系崩溃，美国经济也将随之崩溃。

  中国经济显然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亦不能重蹈日本的覆辙，但从目前的经济生态系统来看，无论是美国病还是日本病，不少症状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在中国出现了。金融深化是中国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的必经过程，但金融深化绝不等于异化。金融业无论如何发展，其最终目标也得为实体经济体服务。而从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来看，在工业化启动阶段，国家在金融政策上的基本表现是，加速资本形成，如对利率、汇率的控制等。但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越来越多的企业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负债才能形成长期投资，而银行已越来越难以满足这种要求了。于是企业就从其他的途径去负债，出现了大规模的贷款债券化的现象，金融脱媒由此成了中国经济运行的新常态。而当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换时，一旦实体经济出现严重的空洞化或者经济效率衰退，不断放大的资产泡沫犹如堰塞湖，只要一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有可能引爆系统性经济风险。

  而美日两国，虽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再难重现当年的增长美景，即便是3%的经济增速，也已成了执政当局的奢求。但美日花了上百年建立起来的成熟社会保障与福利体系，却是保持经济与社会秩序稳定的坚实基础。而我国在这方面的使命与任务，不仅是数万亿美元的投入，更要以制度保障构建中国版的福利经济学。国务院日前确立的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为困难群众兜底线救急难固然是非常及时的政策安排，但要搭建覆盖全社会的高水平社会保障体系，恐怕需要20年乃至更长时间。

  足以称得上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之一的罗伯特·默顿·索洛早在1957年就指出，光有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是无法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技术进步是最为关键的增长动力。索洛认为，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新技术推动的。同样，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前沿技术的研发投入与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不然的话，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列车迟早要脱轨。

  确切地说，今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是中国经济真正向战略转型迈进之前的过渡性存在，期待中国经济用一两年时间就能完成转型重任是不现实的。某种程度上，即便是在上海这样全力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发达城市，也未必完全懂得市场的内在机理，更别说相对落后的省份了。同样，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逻辑与内在动力，在执行层面上，也很难做到切实理解与有效落实。

  中国经济在告别诸多增长红利之后，尽管可以通过制度改革的深化释放增长红利，尽管服务业的开放完全可能提供相当大的增长空间，尽管制造业的升级对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至关重要，但从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来看，再期待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乃至20年继续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显然是非理性的一厢情愿。稍早些时候，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有条件保持8%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也终于“放弃”了这一观点，转而建议政府下调2015年的增长目标。拉长了距离看，林教授这个看起来有些“意外”的举动，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在当前中国经济的艰难时刻，各级各地政府和有关市场参与主体尤须应当避免对经济再次热启动，尽快告别速度与指标情结。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经济至少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初步清除经济沉疴。而适应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市场化改革，理应将着力点放在确立有效的政府规制，打破有关领域的寡头垄断格局，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提升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笔者在此大胆说一句，若是基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内生变量的推动，即便是6%的经济增速，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