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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环境债务超十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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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债务超十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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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新常态的
    变与不变
    2014-09-23       来源:上海证券报      
      □李翔

      国际金融市场上这几天备受瞩目的有关中国企业的大事件,自然非阿里巴巴集团登陆纽交所莫属。按第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计,阿里巴巴市值达2314.39亿美元,整体估值超过了Facebook,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企业,在美股总市值排名中位列第九,并且一举超越了葡萄牙2013年度的GDP(2200亿美元)。阿里巴巴集团在华尔街一时无两的风头,还大大刷新了中国在全球投资人眼中的世界工厂形象。除了中国制造,在互联网行业也能上演同样精彩的中国创造。但独木不成林,阿里巴巴集团能否作为中国经济转型之后经济新常态的代表,还是个值得商讨的问题。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显然不同于以投资拉动的旧有经济模式,但新经济常态到底是什么,是否按照为大众所认同的标准来衡量,依然悬而未决。

      伴随着人类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商业模式的创新层出不穷,类似于熊彼特提出的“创造式的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快。这种“新”经济和“老”经济的互动从没有停止过,如何处理好新旧两者的关系,非常棘手,充满挑战。“新”固然尤其革新积极的一面,但并不是一夜之间就能翻天覆地取代所有旧有的模式。新老交接的过程孕育着巨大的机遇,也隐含着莫测的风险,处理不当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相当大的损失。本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前,被冠之以“鼠标和水泥”之争的新旧经济模式的较量在新经济拥趸的眼中胜负早已没有悬念,但当潮水退去,网络泡沫破灭之时,剩下的只是一地鸡毛。美国政策制定者显然对这个惨痛教训记忆犹新。以至于在次贷危机之后,美联储对实体经济的关注和重视超出了几乎所有经济学家的预期。不论伯南克,还是他的继任者耶伦,无不小心谨慎地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采取坚定的“鸽派”立场。美联储选择以强有力的货币支持和谨慎的态度,来调整适应美国经济的“新常态”。在执行量化宽松政策相当大的一段时间之后,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仍表示美国失业率不降至6.5%的水平之前,断不会考虑退出QE。后来的事实表明,哪怕美国失业率已低过了这一关键数值,美联储对于何时完全退出QE,让市场离开低利率环境的依然非常谨慎。美联储对于美国实体经济增速的谨慎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我国原有的经济模式核心是投资拉动,资金饥渴症仿佛永远都得不到缓解。以投资为核心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要转换到消费驱动的模式之上,已获得了从中央政策制定者到普通投资人各个阶层的普遍认可。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经济新常态并尽可能平稳地实现新旧两种经济模式的过渡,是未来一段时间对于中国经济最大的考验。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度过这个关卡,取决于我们能否在新旧之间的“变”与“不变”中求得平衡,在政策决心的定力和政策执行的灵活性上取得关键的平衡。

      首先要明确,经济增长模式变化是我们所要实现的目标。不论是从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的改革去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还是在具体政策落实上的简政放权,减轻小微企业的税负,在资金上扶持小微企业,都是为了从根本上增强经济活力,通过内生的经济效率的改善,实现经济在增速放缓前提下的增长质量的提高。这是我们所有改革努力的方向。但在努力的进程中,除了重视变革,更要关注经济中“不变”的部分,那就是经济的平稳运行。无可否认,在“变”与“不变”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对立,更有政策上的权衡和取舍。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面前,在求变的大前提下,尽可能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正是中央不断释放经济运行底线思维的核心。

      为了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之“变”,中央政策制定者正用坚定的立场告诉国民经济中的各方参与者,不论是土地财政还是“躺着挣钱”的时代都已过去,中央政策不会被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所裹挟,“开弓没有回头箭”,坚定不移地推动变革是不可逆转的潮流。这也正是李克强总理再三强调经济不刺激,人民日报不断撰文评论执行改革政策要有“定力”所试图传达出的政策信号。但在变革的同时,经济运行的基本速度也必须得到保障。“不变”的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稳定。我们追求的变革,不是当年被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给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开出的“休克疗法”。中国经济运行,“稳”字为先,政策巨变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层面的震荡不是目前的中国经济结构所能承受的。为把握好经济平稳运行这个“不变”的维度,不能僵化地在政策上“一刀切”,只能灵活多样推出创新性的政策工具。上周传出央行推出针对五大行、规模5000亿人民币的常设借贷便利(SLF),就是一个较好的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尝试。这与之前推出的“定向降准”的逻辑是一致的。为了实现我国经济新常态在“变”与“不变”之间的平稳运行,笔者相信,政策制定者还会继续灵活、多样地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来全力降低各种负面因素的冲击。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