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这是当时全国青年经济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体发声”，成为我国经济改革思想史的一次开创性事件。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莫干山会议”，它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今年恰逢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纪念。9月1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共同主办“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暨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纪念会议”。本报记者专程前往，采访了常修泽、王小鲁等1984年莫干山会议代表，倾听他们抚今追昔，为国献策，感受到当年那种“敢于担当、勇于创新、自由争鸣”的莫干山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扬。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莫干山会议正是行走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探索之一。光荣属于过去，梦想还待努力，莫干山会议不唯书、不唯上、求真务实的改革精神，在未来全面深化改革中仍有着经久弥新的现实意义。

  虽然莫干山会议形式很活泼，但是与会者都抱着为国献策的一腔热血。会场上，有青年挑战者，有观点冲突者，而莫干山会议的内涵建立在尊重、理解、包容和理性的基础上。面对各种观点，中国当下需要的是更开放的心态和更理性的讨论。

  ⊙见习记者 张玉

  烟雨蒙蒙，拾级踏雾，几个长者的身影健步在莫干山的竹林道上。

  “你还记得当年是在哪里开会的吗？我印象中是个可容纳百人的大教堂。”王小鲁问黄江南。

  “记得当年是走这条路去开会的。大家常常讨论到下半夜，借着星光在山路里往返。”黄江南当时住得离主会场很远，但是年轻的时候走路劲道，就不觉得远。现在，他还是喜欢冲在最前头。

  在路途中，黄江南发现了一处丹鹤环绕设计的鱼嘴的泉水眼。捧一手凉凉的泉水，喝下是满溢的甘甜。30年过去了，泉水依如昨日，历史仿佛亦停留在此刻。

  忆往昔 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三十年前的烟雨亦蒙蒙。

  那时候，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国内关于农村改革的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是还没有关于城市领域方面改革的探讨。

  “整个中国还处在找路的过程中间，我们这些人经历过上山下乡，或者‘文革’期间到工厂，到农村，到边疆，到建设兵团，在基层待过很长的时间，长期在基层工作的经历使大家看到了这个社会中间存在着很多问题。”王小鲁回忆道。

  “那个夏天，我和朱嘉明他们在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上，讨论着是不是要开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对城市体制改革进行探讨。莫干山是嘉明提议的，张刚用铅笔写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通知》。”黄江南说。

  就这样，一批年青人抱着探寻改革路径、寻找出路的期望，发起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这一创意得到媒体的关注，《经济日报》等报纸发出消息：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并邀请入选者出席讨论会。

  蒋泰维就是在《经济日报》上看到征文消息，将自己的论文寄过去的。获选参加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从此参与到国家体制的建设工作中。

  以文选人，是确定上山代表资格的原则。会议设立了论文组，审阅应征论文，王小鲁是组长，周其仁是副组长。“那时不论资历，不论关系，不论学历”的记忆仍留在参会者的心中。

  当时莫干山会议的议题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设置。会议组织共分为七个小组：分别是宏观、企业、开放、流通、金融、农村、理论组。开会时间分三段：上午8：30－12：00，下午2：30－5：30，晚上7：30－11：00。

  黄江南回忆：“这些题目都必须是当时国家经济发展和改革面对的尖锐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议的讨论有的放矢、切中要害。”

  “第一天，是上山交朋友，三三五五聊天，互相了解，会议分成几个组。每个组有核心的人主持，没有报告，有中心发言，抛砖引玉，大家讨论，去哪个组听都行。”

  虽然形式很活泼，但是与会者都抱着为国献策的一腔热血。

  黄江南回忆：当时王岐山来了。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也合写了一篇文章，由李剑阁代表上山开会。

  “我们创造了很多新鲜的形式，挂牌讨论，分组，我负责企业组，人们分散在各个小楼里，互相串。任意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讨论组参加。”杨沐回忆。

  “张维迎要是没来参加会议，可能就不会有今天了。”黄江南感慨。

  会议开得热火朝天，从白天到夜里，讨论不休。人们精神亢奋，专注、高强度，不休息，会议结束时，不少人都生了病。

  “会议讨论出了对于价格调放结合的思路，而非后来过度讨论的双轨制。对于需求弹性大的商品先放开价格，关系国计民生的逐步调整。其实，这是种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从金融、对外开放、企业经济等多方面的渐进式改革。”蒋泰维补充。

  莫干山会议形成并上报了七份专题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

  这些报告，以一种崭新的文风示人，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

  新常态 老中青三代践行中国梦

  还是在烟雨蒙蒙的莫干山。空气中有丝丝桂花飘香。

  30年后，往昔改革的亲历者再聚莫干山。

  看到一批热情满怀的中青年学者，黄江南感慨：这个国家能不能搞好，怎么搞好，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要为国家前进付出我们的努力、思想和拼搏。

  王小鲁笑道：刚才听到一个词叫“老前辈”，听了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没有资格被称为中青年了，其实我和周围的朋友在心态上，还常常是把自己当作中青年看待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黄江南激情地在大会上说，我要在明晚挂牌讨论，谈谈观念经济学。如果没有一个人，我就灰溜溜地回去。如果有一个人，我就和他讨论到天明。

  激情还是能感染到年青人。黄江南关于观念经济学的讨论会在第二天开到了深夜十二点。一位中科大的博士听后表示很受启发。

  王小鲁静静地来到了混合所有制的讨论会现场，静静地聆听青年人的发言。在争论不下时，大家把目光投向了这位安静的学者。王小鲁谦和地谈了谈他的看法，在场满是佩服的目光。

  “请叫我做常人吧。”常修泽在与青年学者交流时笑道。他刚刚去给“智库建设的圆桌”提提意见。

  “不管我们在哪里，都会不断地克服困难，想着国家好，自己就会好。”杨沐感叹。

  柳红女士这样回忆：莫干山会议从来不是小众的，而是大众的。它不是小圈子的，而是五湖四海的。它不是理论的，而是务实的。

  在这次的会场上，有青年挑战者，有观点冲突者，但是，莫干山会议的内涵是建立在尊重、理解、包容和理性的基础上的。

  面对各种观点，中国当下需要的是更开放的心态和更理性的讨论。

  与会的亲历者认为，当前改革所面临的难度已变得更大而不是更小。30年前，大家在改革方向、目标上是一致的，没有很重大的利益方面的阻力，因而包产到户、发展民营经济、引进外资等举措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取得巨大成效。现在则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还有利益分配不均、机会不平等、社会矛盾尖锐等问题，改革会触碰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推进起来更难。

  常修泽说，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要有所超越。当年莫干山会议的议题是经济改革，而当前，改革应该按照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资源、环境、制度这样一个思路去展开。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提出了比当年更高的改革任务。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莫干山会议正是行走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探索之一。光荣属于过去，梦想还待努力，莫干山会议不唯书、不唯上、求真务实的改革精神，在未来全面深化改革中仍有着经久弥新的现实意义。

  20日，晨光驱散烟雨，天空洒满美丽朝霞。

  一大早，再次走到林中。这次，杨沐、黄江南找到了当年开会的大教堂，四方形的塔顶。此时，前方的路已经被阳光洒满。

  文中受访的1984年莫干山参会者：

  常修泽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现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博导）

  黄江南 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现为美国查顿资本有限公司国家合伙人、董事）

  蒋泰维 浙江省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现为浙江省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小鲁 中国社会科学编辑（现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杨 沐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