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战略使命:

  提升国际分工能级

  □章玉贵

  在中国金融改革处于敏感时间窗口、国际金融地位亟待升格的关键时期，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央行，我国央行的几乎每个动作如今可以说都已有了某种程度上的世界影响力。例如，从近期启动的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对五大银行实施5,000亿元常备借贷便利（SLF）释放流动性、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央行首席经济学家马骏有关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无时间表的表态乃至有关人事变动的传言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国际影响，引发了各方国际观察家的连番热评。

  这些年来，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作为货币政策中枢，我国央行承担的使命变得格外吃重。回望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央行的实际上的国际地位老实说甚至还不及一些欧洲小国的央行，那时候我国央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空间受到较大的约束。而经过30余年的摸索与全力拓展，相关制度的不断健全，我国央行已成为相对独立于全球五大央行之外的另一重量级央行。假如仅仅以总资产来衡量，则我国央行早在2011年即超过美联储而成了全球第一大央行。截至去年底，全球总资产排名前三的央行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5万亿美元）、美联储（4万亿美元）、欧洲央行（3.12万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今天的中国央行无论是在货币政策投放还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确实已经是不折不扣的重量级角色。

  只是，就我国央行整体表现而言，与我国经济发展及随之而来的国际话语权诉求之间依然存在诸多的不适应。我国央行总资产超越美联储以及我国广义货币（M2）规模超越美国，既不表明我国央行已在当今世界拥有了与此相称的话语权，更不意味着中国已成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而是在既有的美元本位条件下，中国被迫加速经济货币化的次优制度安排。一国央行总资产扩大，是诸多因素合成的产物，并非说明该国央行实力有多强。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要保持较快经济增速，资本投入是必备的要素之一。尽管外商直接投资（FDI）这些年来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但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信贷的投放。尤其在2008年11月至2012年期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与震荡的大背景下，我国执行的货币政策整体而言极为宽松。经济货币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在做大央行资产规模的同时，也加大了央行的政策操作难度。最显著的副作用，是通胀压力在增加。而国际资本对中国的赶集，在很大层面上是为了套利。看中美两国央行的资产结构，美联储近几年资产扩张主要源于QE，即大量购买政府债券、住房抵押等，截至去年底，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购入的资产规模高达3.8万亿美元，占其资产规模的90%以上；而我国央行资产总额的85%源于外汇资产，对本国政府和机构的债权仅占资产规模的12%左右。因此，说我国在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美元地位一点都不错。美国可以忍受对华巨额贸易逆差，中国看起来从中确实赚了不少美元，外储越积越多，持有的美国债券也随之增多，也越担心美元贬值，而美国又没有绝对的义务同时也不可能保证美元币值的稳定。难怪美国之外的国家比美国更关心美元走势。偏偏今天的美元是没有抵押品的债务凭证，是全世界通行的高级“白条”。从这个意义说，表面上掌握了最多资产的中国央行，和美联储相比，实在太弱小。换句话说，中国外汇储备占据全球总量三分之一以上的事实，既反映了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对国际产业和投机资本的持续吸引力，也更凸显在全球既有的经济与金融分工格局下，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仍处于为主要金融强国打工的弱势地位。

  此外，中国还是全球排名前六位的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实行利率市场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预计，仅推行利率市场化就至少需要三年以上时间，如何在经济转型中尊重货币发行理性，降低货币超发的偏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中国央行若要最终超越美联储，还需握有至关重要的货币杠杆，即把人民币培育成国际货币本位币，成为与美元比肩的储备货币、国际清算货币、价值储藏手段、金融交易货币和财富计价单位，更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

  时不我待，在中国成为一流经济强国的诸多要件中，无论是具有一流竞争力的产业竞争体系，还是世界级的银行、保险与货币体系，乃至最终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积极主导力量，均离不开央行的有效作为与行为边界的持续扩大。这意味着在从现在起到2020年前的六年内，我国既要完成经济战略转型，更要在积极主导全球金融格局变迁的过程中强化我国金融力量的工具，加快锻造金融资本力，提升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战略地位。在此过程中，我国央行亟须做好前瞻性准备：积极培育战略性金融人才，尽早布局全球金融洗牌，并在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上，以凝聚高端价值链的力量杠杆确保我国对外金融资产的安全；着力构建全球三边均势的货币新格局。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