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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志辉
从交通到娱乐,从工作到教育,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传播方式正在从各个方面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正如期货经纪商业智囊团的行政长官戈尔德·莱昂德哈德(Gerd Leonhard)曾经说过的那样:速度更快、覆盖更广的有线和无线网络不仅会成为行业规范而且会免费,数字大潮席卷而来的,或许远不仅只是一场彻底的传播革命。
笔者周围有一批从事新媒体业务的朋友,这几年以来,他们都在费尽心思地挖掘报纸、图书等传统介质的电子化传播渠道,千方百计构建自有领地,意欲继续在内容上“占山为王”,踏破铁鞋寻找数字媒体背后的盈利模式,其兢兢业业的用心程度不能不让人动容。让人稍感遗憾和惋惜的是,可能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有看清楚,数字传播兴起的背后其实是读写能力的变革和创意能力的凸显。
这种遗憾和惋惜,完全是笔者在阅读约翰·哈特利(John Hartley)的《数字时代的文化》一书后产生的。哈特利是昆士兰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科学研究委员会主管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成员。他这本书,很容易让人生出这样的感慨:人们如果对数字媒体的理解依然还停留在“意识产业”上,如果对文化产业的定位依然只是以传播为目的,如果对线上交流、用户创建内容以及共享媒体等依然采取忽视的态度,那么,必将在数字时代尝到失败的苦果!现如今,文化产业的权力与利润中心已从知识传播让位于知识生产,原创性已不再局限于生硬地创造出从前没有或别人没有的东西而是巧妙地处理各种既有的元素,数字叙事、YouTube、新闻等已在大众的参与下激发出不可思议的流行生产力。对此,平衡数字媒体的娱乐与学习功能,变被动为主动,利用数字平台极大拓展知识积累,已成今天整整一代教育者面临着升级换代的急迫要求。他们只有充分理解数字时代的文化,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布好局、引好路,才有可能促进新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并获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这部文化研究的先锋作品开篇即回应了理查德·霍加特所提出的文化理论。霍加特是英国—澳大利亚的文化和媒介研究的创始人,其代表作品《读写能力的用途》奠定了现代文化研究的基础。哈特利提出,在网络和移动服务等继任媒介的冲击下,报纸、杂志、广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尽管尚未消亡,但却已经丢盔弃甲——重新审视读写能力的时候到了。
多媒体时代,每一个读者—消费者都成了出版者、记者和“创意人士”。哈特利把霍加特的研究拓展到数字媒体范畴,并对历史和全球环境、商业和文化等方面的机制进行重新评估,深入分析了创意产业、诗人电视、数字故事等领域对数字文化的运用。哈特利据此认为,如今的数字时代是消费者自创内容的时代,是创意产业、社交网络市场、主导式娱乐以及全民数字读写能力结合在一起的时代,因而也是数字读写能力与知识增长相辅相成、相互助长的时代,是“人人皆记者”、步入“编修型社会”的时代。基于这样的认识,哈特利鼓励大众参与知识变革,并讲述了当今的青年流行因素如何变成明天的科学方法。他的研究,相当尖锐而精彩地体现了在文化和经济在社会变革和知识增长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同时也宣示了一个从娱乐中获得教育以及从流行文化中学习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对我国读者而言,该书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最后两章,因为哈特利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当下流行文化的发展态势。他以Vogue杂志中文版的出版及中国流行服饰的演变为例,说明流行文化的消费者需要培育,而流行文化的消费市场包括了风险文化、创意想象力和消费者创业精神等诸多要素。他乐于见到一个文化研究的“中国世纪”,并同时提示我们,应注意关注那些超出传统权力中心(政治)和市场机制(经济)本身而处于针对全社会的生命再生产(文化)领域内的生产力之源。
在数字语境下,最关键的问题都与参与有关,无论对于个人、企业,还是对于城市、国家。在所有影响因子中,数字媒体的开发利用和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直接关系我们的未来。而今,可以清晰看到的是,那些汇聚了新媒体人才的产业和城市,已经在知识经济和创意工业崭露头角,展现出相当繁盛的景象,并引领知识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如加拿大的多伦多,几十年前还是一个不怎么显眼的城市,但多伦多利用其大学教育、科研机构的实力和高效工作,迅速步入转型之路,大力发展新媒体信息产业,使游戏工业、影视动画工业等新的创意生产点大量涌现,而今已经成了加拿大的技术心脏,其信息服务企业的密集度居加拿大之首,更汇聚成了北美第三大信息服务业集群。
数字时代已确凿无疑地到来了。曾经只是社交娱乐工具的互联网络,正在更大意义上地改变我们的生活状态,更极大地改变了知识的演进方式,发展出传统产业无法比拟的新兴数字产业和知识经济。在可预见的未来,无疑将催生出一批巨型信息城市,甚至还将决定一些大型城市的发展和生死。在中国,近年来,新媒体产业高速发展,网络新媒体、数字新媒体、移动新媒体、户外新媒体、娱乐新媒体已经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涉及出版发行、版权贸易、影视制作、动漫游戏、文化传媒、广告会展等文化产业各个环节,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将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
作为当下人文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学术范式与知识领域之一,文化研究已稳稳地在学术机构内获得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而在数字革命和新媒体创新愈演愈烈的当下,如何理解数字时代的文化,如何关注和把握文化研究从封闭的专家体系和结构性分析向开放的创新体系和复杂适应体系转型,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这也正是数字读写能力的作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