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八十一

  □孙 涤

  贪官们处心积虑地豪夺巧取，到头来吃得到贪婪的成果吗？所谓跌倒的是和珅，吃饱的倒是嘉庆。但从理性计量的角度分析，对贪官们“晓之以利害”之路却又走不通。那么，整治公权力贪腐的希望又在哪里？

  过去三十多年来，官员贪腐的扩展可谓神速，从千元到百万到十亿，每十年跃迁一个台阶——从K级、M级、扩展到目前的G级，真可谓丝毫不输于信息时代的速度。可是，官员（甚至基层干部）堕落成巨贪，最终真能捞到好处么？抱着自利的初衷却吃不到自利的果，到头来演成悲哀的活剧，落得寓言般嘲弄，是否划得来？

  事实上的确如此。贪腐攫取的赃款见不得阳光，他们将现钞多方腾挪掩藏，或埋在园子的草木下，或塞进浴室水槽里，心惊胆战，直到中纪委查抄到家里，照单全收。网上盛传的一则故事，为了点数某处级干部藏在家里的赃款，居然烧坏了四部点钞机，数目之巨令人咋舌。笔者对此不敢轻信：按点钞机的常规速度，一秒钟点钞十张百元大钞即达千元，一小时3600秒，就可清点大约360万；若此公窝藏的现钞为1000万的话，一部点钞机用不了三个小时就胜任有余。所以要不是调侃杜撰出来的笑话，那四部点钞机也属伪劣产品，准是“五鬼搬运”（包括官员）的结果。

  贪官们处心积虑地豪夺巧取，到头来吃得到贪婪的成果吗？所谓跌倒的是和珅，吃饱的倒是嘉庆，他们使巨额赃款退出流通，不啻帮了央行的大忙，部分遏制了央行超发的货币的通胀效应！

  同样令人心生怀疑的，是我们能否运用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方法计算，让官员们弄明白，贪腐并不划算，有违“经济理性”。但只是对贪官们“晓之以利害”，注定无法有效解决贪腐行为的泛滥。让我们先试用经济理性方法来解析这个难题。大名鼎鼎的G·贝克教授是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不但早早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开创性地把经济分析方法延伸至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他的名著《生活中的经济学》的小品文章，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案例，其中的一个名篇是他的现身说法，转引如下。

  贝克教授有一次赶到校园参加校务会议，时间迫近，可就是找不到停车位。于是他盘算了一下，在不该停车的地点违规泊车的话，其成本和收益各为几何？从效益角度，避免迟到的尴尬，教授把收益定为两百美元，那该怎样来计算成本？吃罚单是个概率事件，假如被逮到的机会是5%，而罚单为50美元，那么期望中的成本是50*0.05 = $2.5，远远低于$200，交易的净收益等于$197.5。 于是贝克“成功地”立即把车泊下，心安理得地开会去了。

  反过来看，校方为了维持秩序，需要怎样做才能遏阻贝克教授的违规行为呢？得把罚单提高到$4000，才能达到贝克教授的“盈亏平衡点”。不过这样做显然是个“恶法”，对违规者的惩罚构成了“过度的残忍”。提高稽核力度又如何？比如说全天候加强巡逻，即使把逮到违规泊车的概率提高到了80%，那么一张罚单至少得$250，才能令贝克教授考虑不乱泊车。这样做不止会加重执法的成本和难度，而且这$250的罚金对师生是不是太过严酷了些？

  看来，从理性计较的角度分析，要是没有“外部性”的话，贝克教授总是个“赢家”。那么，这类交易的外部效应又在哪里呢？比如，一位讲座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违规泊车的情节一旦在校刊上披露出来，声誉恐怕会受点影响。依照贝克教授的逻辑，假定声誉损失值$100的话，那么违规泊车的成本就会增加到 （$50+$100）*5% = $7.5，仍远远不足以遏阻违规停车的行为。只有当贝克的声誉损失高达$3950，（$50+3950）*5% = $200时，理性的计较才会让违规者有所忌惮。看来芝大的校园秩序，是过不了“成本-效益的理性计算”这一关的了。

  套用到贪腐治理的大难题，让我们也按贝克的理性计算思路来算笔账。已有的一些估算数据表明，官员贪污金额平均为1000万；被查处的概率为4%至17% （近两年来显著提高到了17%，对此人们的信心不足），查处核实后平均判刑15年。为了简单起见，假设肃贪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们把平均查处的概率提高至20%，平均刑期增加到20年，那么贪腐的官员将怎样进行理性计算，方可在贪与不贪之间达成“合理的抉择”？

  假定贪官的正当收入（薪资+津贴）年均为40万，那么贪腐行径的净收益（期望值）是（-40*15）* 20% +1000*80% = 650万。即使将这个算式推至极端，把对贪腐的惩罚定为死刑，惩罚力度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时贪污的利弊计较，期望中的效用又是多少呢？那种情况下贪官一旦被查处，最大损失为40年生命（按事发时的平均年龄40岁，可望活到80岁的话），他期望中的净收益仍然是“划得来”的，显著超过了“盈亏平衡点”：（-40*40）*20% + 1000*80% ，也还高达 400万。

  上述的计算尽管很粗略，没考虑到诸如通胀率、折现利率、现金投资回报、退休后是否仍有十足年薪等等，不过这些被舍弃的因素不太可能逆转计算结果。然而，人们却不能不认为，从常识、常情、常理来看，上述理性计算的结果实在挺荒唐的。

  那么，整治公权力贪腐的希望又在哪里？ 我们将在下期继续讨论。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学会（南加州）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