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杰夫·摩根《蝗虫与蜜蜂：未来资本主义的掠夺者与创造者》

  ⊙潘启雯

  早在18世纪早期，荷兰著名思想家伯纳德·曼德维尔早于亚当·斯密写了本现代资本主义奠基之作《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自那时起，资本主义最好的一面就被比作“蜜蜂”：默默地生产，为许多人谋取福利；具有高度的合作性质，受到保佑，是最好的市场，集体智慧远远胜过个人智慧。而另一面“蝗虫”，则代表了资本主义具有的掠夺性质，专门伤害无辜——肆意地剥削着一切事物。“蜜蜂的寓言”其实也是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经济伦理的基本隐喻。但该理论自问世之日起，就一直遭到理论上的质疑和事实上的挑战。具体到商业领域，关于企业究竟是纯粹为自身赚取利润的组织，还是应承担社会责任的组织，向来争论不休。

  伦敦大学和墨尔本大学客座教授杰夫·摩根却认为，资本主义本应有另一种选择，但它本身的“掠夺行为”变得毫无约束。他的新著《蝗虫与蜜蜂：未来资本主义的掠夺者与创造者》所要讨论的，就是我们该做些什么来“强化它的优点并抑制它的缺点”。

  理论学家们向人们展示出资本主义只是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却不是一个人们想要深陷其中的阶段。由此，在探讨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原因之时，通常都是把它归结为“资本主义尚未丧失自我调节的能力”。而此种调节能力又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欧美式民主制度“两个法宝”。然而，摩根教授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要让人们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动态的体制模式：“资本主义会最大限度地回报创造者、制造者和供应者。资本主义缔造了为他人提供有价值物质的人和公司，这些物质包括富有创造力的科技、美味的食物、汽车和医保，这些物质尽可能地取悦人们、令他们满意。它冠冕堂皇的宣言实际上是为如蝗虫般趋利的统治阶级提供一种借口。它奖励那些辛勤、具有创新意识的人们，这些人就好像勤劳的蜜蜂。通过这种方式，相比人类历史上其他的经济体制而言，资本主义做到了让大家都更富有。”

  摩根教授当然很清楚，资本主义也奖励了那些索取者和掠夺者（“蝗虫”），这些人和公司并没有贡献什么，却从别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掠夺游戏是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些主流产业部门（如制药业、软件业及石油业），人们的金钱、数据、时间和精力基本上是在非对等交换。这一掠夺在贫民区的地主和放高利贷者的行为上，以及在“色情嫖娼业”中都很常见。在法律范围外，组织犯罪的辛迪加（财团）榨取血汗钱、诱惑人们沉迷于毒品。在法律范围内，大多数经济活动通过不对等的压榨攫取价值而不是创造价值。在过去的20年，随着资本主义的收益平衡从生产和创新转移到投机，这种现象变得日益普遍。“面对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大量证据，几乎没有人可以很有信心地宣称资本主义植根于人类本性。”

  为了对“资本主义的掠夺者与创造者”另一番解读，摩根教授还引入“生活价值”这一概念。在他看来，“生活价值”既包括我们所拥有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的食物、家庭、汽车或人际关系的价值，也包括货币、股票、国债以及信用卡的“表象价值”，价值只在真正的生活，即真实的地点和时间中有意义，但它的表现形式超越了时间和地点的范畴。资本主义让世界充满了表象价值；其力量存在于具有表象价值的世间万物以及数学运算中。但其弱点也是从“生活价值”和“表象价值”之间的鸿沟中衍生出来，包括普遍的排外模式和面对危机时的脆弱（当“生活价值”和“表象价值”的联系被过分地延展时，危机就会产生）。

  由此，摩根教授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更深层次的地方去揭示一次次危机真正的原因——掠夺性。一次次的危机就如同是一场场重病，无情地打击着这一经济体制，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就如同人类的免疫系统，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并愈发强大。摩根教授把这些斗争称为“调整”或“转变”，并在书中第11章“新的调整——社会是如何（偶尔）跳跃的”中以瑞典为例作了有趣的分析。1938年，一群商界、政府和工会代表聚集在斯德哥尔摩附近名叫索斯巴顿的小镇上，就共同创建一个“没有富裕的个人只有富裕的企业”的社会达成了协议。当时瑞典正处于一次全新的调整时期，那次调整后来被证明是瑞典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为之后数十年瑞典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兴盛以及跨国企业（如沃尔沃、宜家、爱立信）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然而达成索斯巴顿的这项协议并不容易。20世纪20年代的瑞典深受工人罢工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威胁着整个国家的未来。没人能预知如果情况继续恶化未来将会发生什么。聚集在索斯巴顿的那些人已领会了现代性的一个共同教训：社会如果因激烈的社会斗争而满目疮痍，又没有强有力的组织来解决这些矛盾，那么动乱会更加严重。如果有一个组织，能在动乱出现的时候——无论是金融危机还是战争——就需要做的事情迅速达成一致，那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索斯巴顿聚会中拒绝政府插手工会斗争，它的精神成为之后形成的福利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索斯巴顿精神”由此成为共识、务实、信任的代名词。

  除了瑞典，摩根教授还研究了二战后荷兰采取的后来被称为“圩田模式”的政策：将权力划分给不同的宗教和社会组织。与瑞典“索斯巴顿精神”一样，“圩田模式”也致力于达成共识模式。早期荷兰人经历了严重分裂，而这种共有的痛苦记忆为共识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合理性。

  在回顾这些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自我“调整”或“转变”的片段时，摩根教授常常同时显示出他对历史的驾驭能力和洞察力。他深入研究发现“每一次社会调整都意味着新方法的胜利”：20世纪20年代，很多当时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如同18世纪医生从身体里放血来治病的方法，在危机出现时选择缩减开支。但当到实行社会调整时，人们明白了截然相反的一个道理，那就是有必要创造需求、增加开支而不是缩减开支。

  用自然界的“蝗虫”与“蜜蜂”分别比喻人类社会中的贪婪与勤劳，言辞犀利，创意十足。然而，《蝗虫与蜜蜂》真正的核心在于“未来”，所以出任过布莱尔、布朗两位英国前首相政策顾问的摩根在引入两个迫切需要讨论的话题——我们如何驾驭资本主义最具包容性的部分、又如何找到实现我们共同利益的新方式时，先讲述了“萨满法师养熊”的故事。

  萨满法师养了两只熊：一只残忍而好战，另一只充满爱心和同情心。有个小男孩问法师：到底哪一只会胜出？法师答道：我喂哪只，哪只就会胜出。

  毋庸置疑，资本主义经历了成功、挫折、调整之后再成功、再受挫、再反弹的过程，显然也是“喂养”它所做过的选择。在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已渗透到文化、政治，甚至我们的灵魂中。接下来会怎么样？谁会胜出，是“掠夺者”（蝗虫）还是“创造者”（蜜蜂）？

  萨满法师养的这两只熊，就如同人性的两面，摩根教授寄望通过人们的自主选择，呼唤那只充满人文关怀的“熊”入驻未来社会，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动员集体智慧和创造性”、“促使资本成为仆人而非主人”、“向可持续合作的消费转变，抵制浪费”、“推动循环性生产并发展保持型经济”、“重塑教育、医疗及福利体系”、“围绕金钱的多种交易体系”、“将财富视作方式而非目的”、“评估关键的事情”、“让正念成为公众与个人的美德”等方面观念的转变或调整。为此，哪怕在短期内这会导致经济效益的下降，我们也该大力发展循环型绿色经济，因为从长远看这必然帮助人类获得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假如我们能将自然放到更中心的位置，并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变成更温和谦逊的关系，那么，一个更好的“世界”或未来社会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