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飞雪

  经济学研究注重数据、事实、模型，强调理性、客观、中立，但有些经济学思想也不乏宗教言说引人向善的旨趣，有价值追求的经济学家会在求真的前提下把他的价值观注入他的学说中，比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代表作《伦理学与经济学》。

  阿马蒂亚·森的书常常是大部头，但这本根据他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洛尔讲座讲稿写成的《伦理学与经济学》页码却不厚，但知识含金量、思想密度一如既往地很大。森对当代经济学理论突出贡献表现在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与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问题五个领域内，《伦理学与经济学》是他用伦理学说明人类的经济行为，用经济学阐释社会的道德规范的著述。他认为，经济学有两个与政治学有联系而联系方式却大不相同的根源：伦理学与工程学。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诗人完全可以表达百分之百纯粹且绝对与他人他物无涉的个人观点、情绪，但经济学家研究问题却不能与世隔绝、向壁虚构。所以为了说明经济学的传统根源，森把眼光转回到2300年前，从亚里斯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说起。

  亚里斯多德把经济学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明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亚里斯多德把政治学视为“指挥者的艺术”，强调政治学必须使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科学”。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研究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但在更深层次上，经济学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为基本目标的评价与增进。“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因为别的什么理由。”（《尼各马看伦理学》）亚里斯多德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正是因为这两点，阿马蒂亚·森认定：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

  在阿马蒂亚·森眼中，经济学的所谓“理性行为”假设有很大缺陷。以“理性行为”这一概念作为“媒介”来解释实际行为预测问题是否有意义仍有争议，因为这里存在一个相当根本性的问题：即使标准规范经济学关于理性行为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逻辑自洽的，且也被世人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着就可以肯定，人们一定会按这种规范所描述的理性行为行事。在真实世界，人们会遇到种种显而易见的困难，人都会犯错误，常常要做实验，有时会感到困惑。所以，这个世界其实是由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和奥赛罗等常被“动物精神”力量支配的人组成的。冷静的理性范例充满了我们的教科书，但现实世界却更为多彩。

  “理性行为”最重要的内涵是所谓“自利最大化”，也称为“自利理性观”，对此，森剖析说，自利理性观（self-interest view rationality）意味着对“伦理相关”动机观的断然拒绝。把任何偏离自利最大化的行为都看成是非理性行为，就意味着拒绝伦理考虑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不是某种被称为“伦理利己主义”的外来道德观或别的什么道德观）。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种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试图用理性要求来维护伦理中的标准行为假设（即实际的自利最大化），就如同领着一队骑兵去攻击一只跛足的驴。

  可贵的是，阿马蒂亚·森并没有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他并没有全盘推翻自利行为假设：否认人们总是唯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并不意味着人们总是不自私地做事，说自私行为在大量日常决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诞的。事实上，如果不是自私在我们的选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常的经济交易活动就会停止。真正的问题应该在于，是否存在动机的多元性，或者说，自利是否能成为人类行为的唯一动机。自利和某种周全考虑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矛盾。只要系统、无偏见地阅读和理解亚当·斯密的著作，自利行为的信奉者和鼓吹者是无法从那里找到依据的。事实上，道德哲学家和先驱经济学家们并没有提倡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生活，是现代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所以，森认定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

  更可贵的是，深切关注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被称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的森并不只是泛泛而谈“自利行为”，而是深入该无形事物的深层结构之中，条分缕析，层层剥笋。据他的分析，“自利行为”这一复杂结构有三个性质完全不同——基本相互独立——的特征：第一，以自我为中心的福利（self-centred werlfare）：一个人的福利仅仅依赖于他自己的消费（尤其不存在对他人的同情和憎恶）。第二，自我福利目标（self-welfare goals）：一个人的目标就是最大化他自身的福利，以及（当存在不确定时）这种福利的概率加权期望值（尤其不直接重视他人的福利）。第三，自我目标选择（self-goal choice）：每个人的每一种行为选择直接受其目标引导（其他人所追求的目标被给定，不会因为认识到各自成功的相互依赖性而被约束或调整）。这当然是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对“自利行为”的概括，但是，现代福利经济学并不苟同这种观点。现代福利经济学固然关注个人，但更关注个人福利与他人、社会的相互依赖性，现代福利经济学把一个人的福利建立在比个人消费更加广阔的基础之上。暗含在人类行为中的与上述三个特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各种伦理思考，实际上是能被系统地测试出来的。在博弈论所宣扬的人所皆知的“囚徒困境”中，每个人都想有一个“严格占优”（strictly dominant）的个人策略，其大意是无论别人做什么，这一策略（自我目标）总是想使自己的目标最大化。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采取不同于占优策略的策略（更合作的策略），他们的目标反而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的确，有关研究表明，在有限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合作行为是普遍存在的。还有，不仅在无重复的博弈中，在无重复的现实生活中，合作行为也是经常可见的。这些普遍存在的合作行为表明：人们清楚地理解他们的目标所在，并希望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最大化，由于认识到了人们成功的相互依赖性，从而关心他人的目标。

  森因此总结出这样的结论：任何行为总会带有一定的社会性。关于“我们”应该做或什么应该是“我们的”策略这类问题的思考，反映了我们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包括对他人目标和相互依赖性的认同。虽然他人的目标并不可能被纳入一个人自己的目标中，但对相互依赖性的一致认同，会给出某种特定的行为准则：这一行为准则不必具有内在的价值，但对于促进团体中各成员的目标实现却具有很大的工具价值。

  博弈论的语言很容易误导人类，使人们认为无论一个人表面上最大化的是什么，基于一个简单的解释（如一定要最大化现实自己的目标），都必定是他的真正的目标。但实际上，一个人能最大化什么，取决于他把什么当成能够控制的适当变量，以及在每个博弈者看来什么变化可以被视为正确的和可操作的控制行为。所以阿马蒂亚·森认为，“为了一般地追求个人目标而接受特定社会准则的工具价值时，一个人的真正目标与其最大化的目标之间的区别就会模糊起来。”是的，如果互惠被人们认识到具有内在价值，人们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就会采取合作策略。

  三十六计，合作实是上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