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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10月25日社论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龙也累了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结果显示第三季度经济同比增长7.3%，这一数据被广泛视为中国经济进入了更缓慢增长“新常态”的标志。7.3%的增速，远低于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至2012年10%的高速增长率。哈佛大学教授兰特·普里切特和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一篇论文中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很可能会在未来进一步走低。
两位作者认为，经济预测人士经常会通过近期增长率来推断未来，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在未来五年轻微放缓，从今年的7.4%降到2019年的6.3%左右。然而普利切特和萨默斯指出，如果能从过去的增长模式中推测未来，那经济就会陷入“趋均数回归”，即凡是经济曾快速增长的国家，增长率最终都会向全球增长率均值回归。如果这一趋势成立，那么这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时期（1977年以来）就已经很突出了。这可能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的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期。而在几乎所有可比较的历史中，高速增长最终都会迎来俯冲下滑。
人们通常会问，是什么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两位作者认为问题应该反过来：持续高速增长有违历史规律，解释并维持高速增长是一种负担。在历史上，即使究竟增长的前景不错，衰退通常也会发生，如20世纪80年代的巴西和1991年的日本都曾是巨无霸，然而在之后的20年里这两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没有增长。衰退，并不意味着失败，持续的快速增长，则意味是不同寻常的好运气或政策。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还意味着向着更自由的市场的大范围行动。然而，这条道路一定是充满危险的。中国在向更民主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将伴随着经济衰退。换言之，经济缓慢增长是很难扭转的。
（贺艳燕 编译）
◎《金融时报》10月24日社论
面对定量宽松带来不平等的风险
经济世界的两大阻碍：不平等和定量宽松将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了。随着美联储结束持续了六年的定量宽松政策，而对这一政策可能带来极度通胀的警告已被令人吃惊地错放。但更持久的一个批评仍存在：货币定量宽松将带动了资产价格的上涨，这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在美国，这一观点在保守党人士中非常普遍，在英国，这一观点覆盖的党派则更为广泛。欧洲中央银行在定量宽松政策上也走得更远，这也提高了欧元区对不平等的关注。欧洲央行执行董事默施上周警告说，不断上升的不平等风险意味着资产购买计划会昙花一现。这些批评不应被忽视。最近几十年来，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持续上升，威胁了发达经济的社会结构和稳定持续的经济增长。
但对定量宽松政策会增加不平等的重视常常止于数据，如在美联储后，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分别在2008、2009和2013年推行了他们的定量宽松政策，股票和债券价格迅速升高。
然而，认为中央银行家们应该通过调节货币政策来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观点却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首先，定量宽松与资产价格上涨的联系究竟如何还有待研究。第二，过去五年更紧的货币政策已传递了更低增长和更高失业的结果，而这与收入和财富是直接相关的。不平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政府有从税收到重新分配到最低工资等一系列调控工具，都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为将不平等问题加入中央银行经济增长、金融和价格稳定的目标中来，只能带来混乱。
（贺艳燕 编译）
◎《日本经济新闻》10月23日社论
日本经济遭遇出口不振新考验
尽管日元两年来持续贬值，但是日本的出口却依然不振。贸易收支（从出口中减去进口）赤字已无悬念。据财务省的数据，今年4月至9月的出口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仅增加1.7%，而液化天然气等进口额增加了2.5%，结果，贸易赤字超过5兆日元，创下了半年间贸易赤字的新纪录。以往，只要日元贬值，在一定时间内出口数量都会慢慢增加，但是这次我们看不到同样的现象发生。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日本企业扩大了在海外的生产。为了满足新兴国家和欧美国家的需求，日本企业把生产据点扩展到离市场较近的地方。第二个可能原因是，即便日元贬值，日本企业也不能随意降低海外使用外汇结算的出售价格，以增加出口数量。当然，也有部分原因是，在电气机械领域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降低。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日本企业不能因为日元贬值就简单地关闭海外工厂，把生产据点迁回国内。日本今天面临的考验是，在出口不振的情况下，经济是否依然能够构筑起持续增长的体制。日本的企业应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在海外扩大销售量，把从海外子公司获得的收益返回国内，在国内增加研发投资，研究附加值高的前端产品。如果扩大海外收益可以带来国内职员的工资上涨，那还将有助于个人消费。政府应该尽力改善经济环境，比如降低法人税、放松监管等。
尽管出口也能看到一些增长的势头，但是7月至9月的实质经济增长率不会大幅提升。加上中国经济减速、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因此对日本的出口走势绝不能过于乐观。
（梁宝卫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