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珍妮特·耶伦和艾伦·布林德《令人惊艳的十年》

  ⊙潘启雯

  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经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令人惊艳的繁荣很有可能成为衡量经济好坏的标准。那时，美国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4%；失业率降到了4.1%；而平均通胀率仅2.9%。当然，最受瞩目的但也许也是最没有用的统计数据是道琼斯指数，从1990年的不足3000点飙升到了2000年的超过11700点！

  美国经济那时为什么会发生“高就业、高增长和低通胀”如此奇妙的事情？人们是否可期待此种经济转好能持续下去？最为关键的是，人们应从那段历史时期中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由美联储百年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掌门人珍妮特·耶伦和普林斯顿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创始人和联合主任、畅销书《当音乐停止之后》的作者艾伦·布林德合著的《令人惊艳的十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宏观经济经验与教训》，用大量计量模型、历史沿革以及理论框架纵横理性分析这些问题，并给予了带有“耶伦和布林德特色”的答案。

  耶伦首先是经济学家，其次才是美联储的官员。早在1985年，耶伦还只是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副教授，但在之后的20年她历任联储理事、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旧金山联储主席。从学者向政府决策参与者的身份转变使得这位“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对政策的积极作用产生了更强的信念。中国古语云：“鸳鸯绣取凭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大意是说，作为内行，往往只把“令人惊艳”的一面展现出来即可，个中奥秘不足为外人道也。与此相对应，英语中也有“内部的局外人”(inside outsider)的说法，意思是由于在内部，所以能洞察到更多事实；又因为在局外，可保持客观立场。耶伦和布林德合写的这本书，也真具有这样的趣味和视角，特别在以“内部的局外人”的视角帮助人们了解美国当时经济繁荣时期的决策逻辑和政策思考方面。

  耶伦和布林德在回顾九十年代美国经济，并分析当时对整体经济状况有影响的主要财政和货币政策、政治事务和偶然事件时发现：“令人惊艳的十年”的形成包括了至少三个相互影响的原因：其一，克林顿政府继承了配合货币政策的可控的预算赤字削减政策；其二，八十年代的放松管制和自由主义政策逐步对经济市场发挥作用，加上可信的货币政策和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率的迅速增长，帮助实现低通胀；其三，1998年发生金融危机的东南亚，以及俄罗斯都需要美国货币政策的帮助（低利率），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了对美元的重估，帮助控制了通胀。

  耶伦和布林德深入研究还发现，“令人惊艳的十年”大概是从1992年、1993年开始的，其当时在一系列有利条件和内外部有利环境下应运而生。得益于1990年预算协议，重塑财政自律的过程已准备就绪；货币政策坚实地推进经济增长；许多美国产业已经历了深度重组；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更为幸运的是，在克林顿和艾伦·格林斯潘带领下的美国政策制定者，很明智地利用了这个机遇继续整顿财政并维持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1994年初。紧缩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组合，不仅推动了GDP的增长，而且使投资迅速变成GDP增长的支柱。

  民间有句谚语说：“我宁愿靠运气而不是靠能力。”当时的美联储显然两者兼有。由此，但凡谈及“令人惊艳的十年”繁荣的原因时，不少经济学家也都不可避免地提及“运气”，但耶伦和布林德并没有对“运气”做较为笼统的归因，而是使用美国经济的两大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即美联储自创的FRB-US模型和圣路易斯宏观经济咨询机构(Macroeconomic Advisers)独家的WUMM模型等工具模拟计算，将重点聚焦到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及结构转型等更为具体的可量化、可分析、可推演的研究对象。例如，他们把1993年的预算协议作为美国财政形势的转折点，探讨了当时削减赤字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温和的通胀和积极的债券市场反应等等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多种理论假设和逻辑推理，逐一验证过往一些孤立的解释和模糊的归因，最终整理出一套

  逻辑上自洽和有一定说服力的理论框架。

  事实上，耶伦和布林德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解读和分析，是为了真正了解那“令人惊艳的十年”的原因和政策方法的可复制性。设想政府可以在提高医疗和养老等福利的基础上，又将教育、公共服务等同时改善，且维持稳定的通胀和良好的就业，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速，此种看似“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事，如果曾在同一时期真实发生过，那么对这一期间发生的每个关键政策、政治事件和偶然因素的严谨论证，对研究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有益的启迪。

  亲身参与实际决策的研究者，在回归研究界之后的总结和反思，之所以格外有参考价值，是因为实际参与决策的过程，让研究者能“接地气”且有实感，使这种反思和分析更为独立，也可以从事后政策评价者的角度来系统梳理和分析，找到经济政策的内在逻辑。耶伦和布林德认为，“令人惊艳的十年”中有五个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未来的决策者借鉴。

  第一条经验，紧缩政府预算并且一定程度上放松货币政策可压低实际利率，创造一个刺激投资的宏观经济环境。所产生的高投资率之后会推高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水平。

  第二条经验与“我们通常认为紧缩的财政政策未必一定对经济增长造成伤害”的观点有关。原因是扩张的货币政策可抵消任何由预算削减和增税带来的需求减少的影响。但1993年的预算协议似乎做到的不止这些，它似乎在没有放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就做到了刺激总需求的增长。由于预期未来赤字下降拉低了当时的长期利率水平，看起来，债券市场似乎为美联储完成了这个工作。

  第三条经验，设计良好的财政政策能有效地限制支出。1990年的《财政预算执行法》设定了支出上限以及现收现付的规程，是那段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子。

  在简单夸赞了好的制度的作用之后，两位作者急于想补充一个观点，那“令人惊艳的十年”似乎也让一个曾被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就消亡的观点复活了。他们的第四条经验就是微调在现在看来至少是可能的。如果不是，大家便想想格林斯潘从1992年起到底做了什么——实际上，人们把格林斯潘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微调者。然而同样，声称一个事情可能实现，并不是断言它可轻易地或者经常实现。成功的微调需要技巧和“运气”的完美结合，这种组合很少同时出现。格林斯潘曾同时充分拥有了两者，其他人则一个也没有。

  第五条经验，要得到好的宏观经济结果，央行应有合理的目标，这一目标应包括抑制通胀率和失业率。在那个十年期间，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显示出其更倾心于经济增长，和德国央行或今天的欧洲央行等只追求物价的稳定的行为相比，美联储对经济增长的倾心程度更甚。诚然，九十年代后期有利的供给冲击很大程度上修补了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政策缺口：虽然他们允许总需求高涨，但通胀率下降了。

  今天，虽然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已初露端倪，但耶伦所面临的环境并不比前任伯南克轻松。QE的削减虽已按部就班地展开，但失业率的快速下降却使得前瞻指引框架必须做出大幅的调整。引导市场对升息的预期、协调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FOMC）中“鸽派”和“鹰派”官员们的观点，以及在加息展开后如何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都将是落在耶伦肩上的挑战。巴菲特在今年股东大会上曾强调，伯南克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可说是应对金融危机的英雄，但这样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和应对金融危机在美联储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因此，这场大戏如何收场，现在谁也难以预料。而量化宽松大戏收场的责任，落在耶伦身上。

  那么，在度过了金融危机的艰难日子后，今年以来复苏势头强劲的美国经济会重新开启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好日子吗？耶伦能在方政策协调与理念平衡之间找到她的历史机遇吗？这倒真要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