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风险溢价的落脚点是客户，核心是通过信用风险溢价，把最有活力、最具成长、最能增值的市场客户挖掘和培育出来，成为融资市场的持续动力、灵魂基因、有效资源和主导力量，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方式、效率和财富效应。这既是我国金融生态建设面临的长期挑战，又是信用风险溢价健康发展的方向性任务，还是逐步解决其失衡状态的基础标准，需要从理念到实践、方法到内容、体制到机制及过程到结果上，抓早、抓紧、抓细、抓实和抓好。

  □杜 静

  当下，我国融资市场中信用风险溢价的失衡，正以系统性风险事件集中爆发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快速上升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需高度警觉。

  据上海相关部门公布的数据，到10月末，全市72家各类融资性担保公司只剩30家左右在惨淡经营。去年以来爆发式兴起的近3000家P2P网贷平台公司，仅有不到20%在维系经营，且“失联”或“跑路”现象还在持续。与此同时，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在一季度突破1%的社会心理预期底线后，即便加大了损失类贷款的核销力度，二、三季度仍在持续攀升。有的地方性商业银行已上升到10%、部分行业和地区甚至骤增至40%以上的危机状态。

  近10年来，在跻身全球第一大货币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历史进程中，我国金融生态表现出了“去中心化”和“泛媒介化”的特征。一方面，在逐步增加直接融资比重、减少间接融资比重的结构优化中，商业银行主导融资市场的中心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大的挑战。相比货币市场，资本市场、期货市场的市场功能建设和融资作用得到了增强；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金融生态呈现出业务模式多样性、客户需求多层性和业务手段多重性的特质。融资中连接不同主体对象的方式和手段，有了更多不确定性。在形式上挤压商业银行业务空间、降低融资整体门槛的“脱媒化”背后，实质上体现的是融资市场的“泛媒化”趋势。信用风险溢价既有了新的内容和空间，又有了新的标准和要求，还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

  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信用风险溢价更多表现的是出乱象和不适应。尤其为了改善信用风险溢价而产生或依附的各类新兴业务及业务“链条”，因起点失控、过程失序和目标失真，正陷入结构失衡的困境。

  具体而言，在模糊市场主体对象与业务的不同类别、属性和责任中，出现了不讲基础门槛，不计生态环境，不顾行为后果，一哄而上、盲动跟风的现象。相当部分业务手段包括业务主体，几乎是在认识混杂、基础脆弱、制度缺失和监管空白的情况下起步的。有些业务和手段甚至在想都没想清楚、看都没看明白的同时，就已“遍地开花”。比如快速增加的各类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公司和P2P公司等；起点失控，必然带来过程失序。一个重要的表现特征是，以破坏“风险与收益对等”原则为代价，混淆或人为交织市场角色中“债务人”、“债权人”、和“信托中间人”的关系，靠所谓“免费服务”、“流量导入”的思维方式和商业模式，制造缺乏基础、缺乏持续和缺乏支撑的短期与单项业务“繁荣”。在扭曲交易关系、价格信号和公平原则中，产生了信用风险溢价的假象。而且信用风险溢价本身被失序的过程反“溢价”；信用风险溢价的主要目的是“改善风险状态、实现信用增级”。而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一目的出现了偏离和失真。尤其值得警惕的倾向是，它成了单纯满足商业银行的技术性、监管性风险流程规定和形式，并更多契合商业银行的各项业务考评要求。比如，前年兴起的钢贸企业担保公司业务，形式上虽然有“物”（钢材）和“人”的双重保障，看似很安全，但实际上由于主要满足商业银行的发展（增加派生存款）导向需求，平衡的是其绩效考评关系，行为过程和结果背离了信用风险溢价的初衷。当面临钢材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加上担保公司成立时良莠不齐的冲击时，局部的系统性风险就必定爆发。这种信用风险溢价中“起点、过程和目的”的扭曲，注定了其结果的失衡。

  作为金融生态中的基础一环，信用风险溢价既是一种市场手段，又是一种市场状态；既关乎市场秩序建设，又影响市场结构优化；既能带动市场空前活跃，又能产生市场超级萎缩。如果信用风险溢价表现出更多失衡的状态和趋势，则会陷入“投入性破坏”（资源配置越多而效率越低）和“前提性自损”的可怕局面。

  而且，这种可怕局面正在导致我国金融运行机制的多重变异，使商业银行发现和竞争客户的能力被绑架，商业银行创新和丰富业务的手段被束缚。担保公司、各类中介机构的过度争夺，替代、削弱了商业银行应有的市场实践能力。对目前大部分体现小额、分散交易特征的客户和业务，商业银行几乎没有了独立营销的能力，需要依赖和借助第三方的“拐杖”才能完成。比如个人房产贷款、新兴产业贷款、小额贷款及客户等，商业银行基本失去了主动选择的权利。尤其在互联网金融的搅局下，商业银行主要采取的是跟随策略，并以拼资源、拼垄断、不惜代价固守业务领域和对象，作为业务发展与生存的主要手段和主导方式。这就从理念和实践上，不自觉地压缩甚至禁锢了其业务创新的空间，商业银行处置和化解的行动变得麻木、迟钝，处置风险资产的弹性越来越差，缺乏分层性和分阶段机制，缺少必要的市场属性“缓冲垫”。就是说不良资产一旦产生或出现，要么过度依赖信用风险溢价的第三方，要么单一向法院诉讼，自身离风险事件和对象越来越远。而发达国家比如英国的金融业，有“行政管理人”制度。对常态性的风险资产，商业银行会通过拥有“行政管理人”资格，“真实控制”风险资产，而不是一步就退到“法律诉讼”的底线，体现了对于风险资产救赎的主动管理原则。我国金融业对风险资产的被动管理、“阶段空白式”救赎（缺乏运用市场化手段化解资产风险），折射的正是风险管理能力被边缘和被肢解的本质。这种风险流程管理和机制的越俎代庖，还使信用风险溢价的依靠对象，蜕变成了商业银行的资产风险因素。

  信用风险溢价的落脚点是客户，核心是通过信用风险溢价，把最有活力、最具成长、最能增值的市场客户挖掘和培育出来，成为融资市场的持续动力、灵魂基因、有效资源和主导力量，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方式、效率和财富效应。这既是我国金融生态建设面临的长期挑战，又是信用风险溢价健康发展的方向性任务，还是逐步解决其失衡状态的基础标准，需要从理念到实践、方法到内容、体制到机制以及过程到结果上，抓早、抓紧、抓细、抓实和抓好。

  （作者系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起草专家之一，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