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锦秋

  北大医药本周一午后突然停牌，随后发布公告，称公司关注到网络媒体中的报道，北京政泉控股质疑公司股东的关联方涉嫌股票代持等违规行为。

  去年6月14日，北大医药公告称，北大国际医院集团转让4000万股，受让方为政泉控股。而据政泉控股披露，去年6月政泉控股与北大资源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书》，其受让的4000万股股票合计价款为3.68亿元，资金来源分别为北大资源2.576亿元、深圳市康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104亿元。北大资源是北大方正旗下的综合性企业集团、有35%股权为私营企业所有；而据媒体调查，在深圳康隆的股东中，有着方正集团众多高管亲属的身影。

  今年以来，伴随北大医药推动重大重组进程，公司股价逐级走高。按政泉控股说法，在股价处于高位处，公司按照李友的要求，配合他指定的李国军、郭旭光、田野等人，在卖出股票时提供相关手续帮助，具体卖出时机以及交易对象均由以上人员负责和操作。初步计算获利近4亿。其中，李友是北大方正集团执委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国军是李友之弟，且为北大医药董事长和北大方正集团的副总裁。若按政泉控股说法，政泉控股代持股票的抛售，等于由上市公司董事长在亲自操作。目前，重庆监管局正在核查相关事项。

  早在1997年，国务院证券委就出台了《关于严禁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规定》，明文禁止上市公司炒股票。现在，虽然很少发生上市公司利用募集资金炒股行为，但一些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却开始接过这个接力棒，利用内部信息炒股。尤其从去年以来，市场盲目热捧重组题材股，上市公司大股东或董监高于是趁势推动上市公司重大重组，制造重大重组信息，再随着内部人买卖节奏，利用其掌控的上市公司信息发布渠道，成功实现低买高卖，利益由内部人独享。

  笔者认为，大股东、董监高这种操作模式的实质应属市场操纵，是一种跨上市公司实业、跨上市公司信息发布、跨二级市场操作的超大规模市场操纵，所有行为的目标，都直指内部人低买高卖、获取暴利。但目前法律法规对此类超大规模市场操纵却打击不力。《证券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等手段操纵证券市场。看现状，仅规定几种操纵手段，远不能覆盖打击所有操纵行为。《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有所进步，对操纵行为有所定义，指“行为人以不正当手段，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扰乱证券市场秩序的行为”；不过，《指引》并未规定对“操纵行为”的认定办法，其主要篇幅仍然是针对《证券法》第七十七条所列示的操纵手段，只是更详细地规定了“连续交易操纵、约定交易操纵、洗售操纵、蛊惑交易操纵、抢帽子交易操纵、虚假申报操纵、特定时间的价格或价值操纵、尾市交易操纵”等几种操纵手段的认定办法。

  由此观之，《证券法》、《指引》将打击市场操纵行为的范围收缩为打击二级市场八个“操纵手段”；但二级市场操纵手段只是操纵行为的一种微观表现，非得把“市场操纵行为”剖开，来认定打击其中的二级市场“操纵手段”这些雕虫小技，把“打击市场操纵行为”替换为“打击二级市场操纵手段”，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比如，上述超大规模综合性的市场操纵行为，其危害巨大，更应严格禁止和打击；但从微观来审视，幕后操纵者或许不会在二级市场大肆利用拉抬、对倒等操纵手段，只是利用上市公司信息发布渠道宣传并购重组资产业绩、且交易对手在不达标情形下有补偿承诺，这是否对投资者形成误导恐难认定。事实上，有学者把操纵归纳为四个类型，其中就有“通过使公司的实际或预测价值增加或减少的操纵行为，或采取虚假的价值改变但公司实际价值没有改变的操纵行为”，有些资产重组、公司更名、高比例送红股，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提升并没太大作用，却被当作炒作噱头，就属于这类操纵行为。

  为了将危害巨大的跨领域、超大规模操纵行为纳入打击范围，有必要尽快出台对市场操纵行为的认定办法。

  （作者系资深经济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