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正处于既要让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又要保持一定增长水平；既要调结构促转型，又要顾及产业发展和提升就业；既要扩大内需、力促消费，又须严控信贷；既要加大城镇化进度，又要严控地方财政风险与房地产市场风险；既要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又要维持外向型经济等多重种矛盾之中。当下的共识是，应在加大对外投资，强化产业升级两方面寻求突破。“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为有效解决这两个问题开辟了一条新路。

  □周子勋

  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前天启动，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三大议题外，“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迅速升温成为焦点话题。

  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指中国建立在“一带一路”规划基础上，面向东盟、中亚等地区的对外投资和发展计划。去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中亚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东盟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今年7月15日，金砖国家发表《福塔莱萨宣言》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上月24日，由中国推动、包含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代表签约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战略安排被有关机构归纳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重点安排。

  近年来，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越来越深，而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谋求转型升级需要加强与世界的更多联系，借鉴马歇尔计划的提法由此在中国浮出水面。作为经济合作对话论坛，APEC刚好给中国提供了与世界经济高度联系的窗口和平台。时隔13年，中国再次主办APEC会议，可以利用“主场”优势，推动建立亚太伙伴关系、激活亚太地区自贸区、促进经济创新、改革与增长等。

  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在多种矛盾之中：既要让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又要保持经济增长；既要调结构和促转型，又要顾及产业发展和提升就业；既要扩大内需、力促消费，又须严控信贷；既要加大城镇化进度，增加房地产建设，又要严控地方财政风险和房地产市场风险；既要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又要维持外向型经济、吸引外资等等。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矛盾，同时又兼顾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从战略上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显然还得在寻找新增长动力上下功夫。对此，当下的共识是，未来中国经济应在两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加大对外投资，尤其对非洲地区的大规模投资；二是强化产业升级，提升“世界工厂”的产业等级和技术水平。

  与前一个突破相对应的，正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有化解过剩产能、为外储管理提供最适合途径一举双得的战略意义。

  产能过剩是当下困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中央已出台多项从国内角度来化解产能过剩的政策。然而，向外转移产能也是治理产能过剩的高招。

  利用产能输出化解产能过剩，在历史上早有先例。当年，美国“马歇尔计划”和日本制造业产能输出，就是其中的代表。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案》，利用其生产过剩的物资援助欧洲国家，开启了“马歇尔计划”。该计划把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保持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缓解国内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日本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顺贸易偏向的投资战略，有比较劣势的产业部门渐次外移。至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对亚洲“四小龙”、东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投资，向海外转移过剩产能。在此过程中，日本不仅形成了母国与投资国之间的垂直分工，带动本国技术和设备出口，而且通过大规模的海外投资，推动制造业结构发生巨变，转向具有高附加值的金属工业、化学与机械工业，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制造业结构。对于中国而言，美国与日本向外转移产能的过程值得借鉴。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已经进入了新时期，以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人民币国际化为代表的中国力量，正在引领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此前，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活动多集中于能矿与成熟市场，旨在满足自身的资源需求，以及借助海外投资，实现产品输出与技术储备；面对产能过剩的严峻形势，中国企业应向美国和日本企业学习，主动向外输出产能，将产能过剩的风险转化成为全球化的机会。依照梯度转移理论，东南亚与非洲将是我国向外输出产能的主要承接地。对于前者，我国正着力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这被外界视为与上海自贸区同等地位的战略；而对后者，中国对非洲的产能输出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同时，此时力推“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事实上也是在推动人民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进口的若干意见；前天，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削减前置审批、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释放投资潜力、发展活力。各方观察家们注意到，这些政策措施都是在为扩大投资创造环境和铺路。

  最新数据显示，三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3.89万亿美元，较二季度末的3.99万亿美元下降了约1000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业已被公认为中国的一大问题。迅速增加的外汇储备在增强中国国际支付和应对外部冲击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回顾过去的百年，作为全球本位货币的英镑和美元都遭遇过大危机。根据罗伯特·特里芬的著述，19世纪末，殖民地从英国进口通常需要支付硬通货，而英国从殖民地进口通常使用信用证和银行汇票，这形成了大量的境外结存英镑，在英镑难以维持对黄金的平价时，殖民地国家持有的英镑债权几成废纸。1931年，英镑急剧贬值和英国主权债务违约，直接导致购买了大量英国国债的荷兰央行行长杰拉德·威瑟林辞职，并最终因心理压力过大而自杀。1969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黄金总库无法维持运转、美国无法维持对黄金的平价时，当时的西德央行行长主动表态，放弃行使用美元向美联储兑换黄金的权利。上述事件显示，主权债务发生重大违约时，往往是债权人自吞苦果。

  以史为鉴，我国的外汇储备不能不做大的思路的调整。既然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亮点，那要保持外储增值就该想办法与中国经济挂钩。外汇储备不能在中国使用，怎么办？“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购买能源资源、对外投资、对外信贷、对非洲贸易，都可以有效利用外汇资产，同时又能直接拉动中国经济。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