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石油的定价权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新探之二
□李 翔
一国主权货币如何成为一种商品的国际计价货币,在国际经济理论中有着多种解释。有学者从所谓的经济学“惰性”着手,认为具有历史先发优势的定价货币会倾向于维系自身的定价权地位,哪怕之后该经济条件逐渐恶化,其货币对于某种商品的定价权会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另外一派理论则从一国金融发展的程度去解读该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定价权的多少。一国如拥有较发达的金融体系,能高效率地配置较大的资金,并提供相对成熟的市场基础设施和市场监管环境,那该国货币就有较大可能成为国际贸易中的载体货币(vehicle currency),并拥有相应的定价权。石油作为工业经济的血液,尽管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知识经济浪潮中已不复昔日辉煌,但目前仍是世界数一数二的战略资源。因此,人民币能否在国际石油市场获得与我国经济实力和能源发展安全相匹配的定价权,不仅对我国能源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更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着深远影响。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解体后,一个支持美元汇率的重要因素就是国际原油市场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这一点对于美国政府成功维系世界对于美元的信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原油生产国通过石油贸易积累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回流美国,购买美元为标的的金融资产,对美元进一步构成了强有力支持。国际原油市场上供应方主体是1960年成立于巴格达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其市场力量来自已探明的8910亿桶的原油储量和19.5百万桶的原油日出口量,两者分别占全球总量的78.3%和48.7%。 其中沙特阿拉伯拥有世上已探明石油的最大储量(占全球原油已探明储量的四分之一),最低原油开采成本(每桶4美元),并且是全球最大原油生产国和净出口国。在卡特总统任内,美国与沙特达成了里程碑式的协议,沙特同意使用美元作为其原油贸易的结算货币。同时沙特运用自己在欧佩克中的影响力,说服其他的成员也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
除了经济原因的考虑之外,欧佩克成员国最终决定采纳美元作为原油贸易的结算货币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1973年,欧佩克已尝试通过对美国禁运石油来表示对美国在巴以冲突中支持以色列的抗议。欧佩克成员国希望通过采纳美元作为原油贸易的结算货币来赢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经济杠杆,提升波斯湾产油国在美国中东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同时,欧佩克也希望以此换得美国提供相应的安全保证。在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1980年爆发两伊战争后,海湾产油国除了在1981年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来应对地区不稳定局面,更希望美国能提供更多安全保护,形成GCC采用美元作为原油结算货币,而美国则以其军事力量为GCC提供安全保护的默契。这种合作默契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得到了最有效的证明。美国领导的盟军把伊拉克军队逐出了科威特,并有效保护了沙特的安全。
尽管 “9·11”事件后,欧佩克内部对美元作为原油定价货币也有了挑战和质疑的声音。但美元的地位并未动摇。主要因素就在于美国整体发达的金融体系和石油期货这一金融衍生品的发展。1983年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份原油期货合约。1988年伦敦的国际石油交易所推出了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目前,原油期货成交量要数倍于实体原油的成交量。这两个交易所的原油期货均使用美元结算,并对实体原油交易定价发挥着显著的影响力。欧佩克向欧洲客户出口原油的价格,就由基于布伦特期货价格加权平均的定价公式得出。发达金融体系的网络作用和杠杆效应已将原油定价权牢牢绑在美元战车之上。
由美元成为全球石油的定价货币的历程可知,决定一国货币在原油这类战略商品上的定价权的因素,除了发达的金融体系等经济条件之外,更有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就在11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时宣布中国准备投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习主席说,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互联互通相融相近、相辅相成。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中国拟成立的丝路基金,是开放式的,欢迎亚洲国家参与。在“一带一路”之上,很多沿线国家拥有较为丰富的原油和其他能源储量,通过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化,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互信与合作也将显著提升。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高,人民币有望首先被“一带一路”参与国使用作为石油等能源类商品的定价货币。这将为人民币在石油等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的获得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国内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金融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成熟,人民币作为石油定价货币的深度和广度都会在未来进一步地获得提升。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