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复苏差异性的深层加大,今年以来全球政策运行进入一段结构分化期,不同经济体不仅政策力度上不尽相同,甚至政策方向上也发生分歧。而在通缩阴霾弥散的背景下,各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着更复杂多变的局面,实现多重政策目标难度大增。
□程 实
人类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总是可以穿过时间感受到类似的水流湍急。一直以来,市场非常喜欢将本次金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提并论,但两次同样堪称“百年难遇”的危机却从未显示出本质上的雷同。而自今年起情况开始有了微妙转变,作为大萧条留下的最大经济梦魇,通缩风险逐渐放大并不断扩散,并显现出让本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复杂化和长期化的危险态势。
看现实数据,通缩压力在全球范围加大渐成扩散趋势。美国和欧元区9月CPI同比增幅分别为1.7%和0.3%,不仅绝对值低于2%的警戒线,而且还分别较年内高点下降了0.4和0.5个百分点;日本消费税提升后的通胀率数据阶段性跃升,但内生通缩压力并未根本缓解;印度和中国9月CPI同比增幅也分别较去年末下降了2.38和0.51个百分点。欧洲基本已进入通缩状态,日本潜在通缩压力远大于反常数据显示的水平,美国通缩压力也在显现,而新兴市场中的核心国家已初步感受到通缩靠近的气息,只有新兴市场中的边缘国家和动荡国家依旧面临着“滞胀”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通缩压力未来可能还将进一步恶化。7月以来,美元急速升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原油价格大幅下跌。截至上周,WTI原油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5.84美元,较6月13日的年内高点下跌近30%。而油价超预期大跌将通过直接(拉低能源商品价格)和间接(降低其他非能源商品的生产成本)两种渠道,进一步加大全球整体通缩风险。
今年全球通胀率预估值为3.8%,较去年下降0.8个百分点,低于2008年至2013年4.4%的危机期间均值和1980年至2013年12.93%的历史均值;其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通胀率预估值分别为1.57%和5.55%,也都低于其危机期间均值和历史均值。但这些今年的预估数据都基于油价并未大跌的情景假设,在10月更新后的IMF数据矩阵中,今年WTI原油平均价格还是每桶98.38美元,这显然和现实大相径庭。
虽然油价下跌对全球物价的作用方式非常复杂,但综合影响还是非常显著的。笔者利用1980年至2013年的WTI油价和全球通胀水平作了对比测算,结果显示,在16个油价下跌年份里,有13年全球通胀率下降;在13个油价下跌超过4.5%的年份里,则有12年全球通胀率下降。用油价跌幅超过4.5%的13个年份作样本,油价平均下跌7.35%,就会使通胀率下降1个百分点。去年WTI原油均价为每桶97.93美元,也就是说,只要今年WTI原油均价降至每桶90.74美元,全球通胀率就要降至2.8%,低于3%的国际警戒线,进入整体通缩风险凸显状态;而且,如果每个国家通胀率下降1个百分点,那在全球有统计数据的187个国,今年通胀率低于3%的将从95个上升至130个,通缩压力分布范围将明显扩大。进一步测算,如果今年WTI原油均价降至每桶85美元,全球通胀率可能降至2%,如果WTI原油均价降至每桶80美元,全球通胀率可能降至1.31%。虽然这种简单测算存在一定问题,但在美元升值和油价下跌的大背景下,全球通缩风险还将深度加剧则已毫无疑义。
本质上看,通缩阴霾弥散是全球经济“新常态”的一部分,是全球经济弱复苏的内生金融表现。为弱复苏具有持续性,所以通缩阴霾在弥散后不会迅速消散。通缩风险可能带来的伴生威胁值得思量,正如IMF在上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所着重强调的,通缩正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威胁。
大萧条给世人留下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通缩和债务之间会形成危险的互动:通缩加重债务人负担,加剧违约风险;变重的债务反过来又会抑制总需求扩张,加剧通缩压力。这种互动会产生“1加1大于2”的风险加成效应,让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陷入内生萎缩的漩涡之中。虽然欧债危机将将雨歇,但全球债务负担和债务风险始终居高不下,笔者利用IMF的最新数据测算,今年全球债务总量将达62.028万亿美元,较去年增4.27%,债务增长率超过同期经济增长率,全球负债率将由此从去年的79.64%上升至79.93%。通缩压力和债务风险同步上升可能发生共振,给全球经济带来类似于“大萧条”期间长期失速和突然反复的风险。
一般而言,本币升值将加剧通缩危险,所以,在通缩阴霾弥散的背景下,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激励悄然上升。特别在美元业已大幅升值的背景下,各国货币对美元的贬值空间并不大,而美国对美元进一步快速升值的容忍度也较为有限。虽然贸易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贡献几近于无,但值得强调的是,美元快速升值在微观层面带来的企业压力不容忽视,因此,奥巴马政府不可能无限度放任竞争性贬值的全球态势。如此复杂的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汇率博弈将更趋激烈,以邻为壑的格局将进一步深化,并给全球化退潮带来新的推动力。
伴随着复苏差异性的深层加大,今年以来全球政策运行进入一段结构分化时期,不同经济体不仅政策力度上不尽相同,甚至政策方向上也发生分歧。而在通缩阴霾弥散的背景下,各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着更复杂多难的局面: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普遍不大,对欧洲甚至几近于无,为缓解通缩而继续放松货币环境的操作难度极大;而且,这种重回旧路的选择不仅将相应压制结构性政策发挥作用,还将让政策正常化再度延后,并加剧资产泡沫风险;此外,应对通缩不仅需要宽松货币政策,还需财政政策和其他社会政策的调整和配合,这将给政策制定者实现多重政策目标带来困难。
总之,通缩风险乍现,全球经济新常态又多了一层内生忧患。
(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