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兴韵

  ■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必然会导致经济总量的先天性不稳定。把结构调整到合理均衡状态，是达到经济总量“稳”的内在要素和关键所在。

  ■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将迫使中国寻求新的总需求的内部平衡，其要义则在于重建投资与消费、储蓄与投资之间的新关系。

  ■增加最终消费在经济总量均衡及其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新常态下总需求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这首先需要完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居民部门所得占GDP之比没有上升到合理水平之前，居民收入增长率适度地高于经济增长率。

  ■创业资本的实质在于资本自由流动的精神，以及对承担巨大风险的高回报。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中，资本自由流动特别重要。资本流动就是产业结构变动与调整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带动资本配置结构的变动，而资本在产业间转移的结果会助推产业结构的调整。

  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的切换，更是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来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有水分的增长。通过合理的结构调整实现让“广大老百姓享受改革与发展成果”社会目标的必要路径，是新常态稳增长必需的微观基础。调结构也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不仅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调整，也包括需求结构（储蓄与投资之间或积累与消费之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甚至金融结构的调整；而且，大结构之中还有小结构。这决定了经济新常态下的调结构，是一个复杂、庞大而又细微的系统工程。本文着重分析经济常态下的产业结构、总需求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

  合理的“结构”是“稳增长”必需的微观基础

  马克思经济理论特别强调各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各大部类之间的结构失衡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实际上就是强调结构均衡对经济效率和经济稳态的决定性影响。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就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总量上的失衡或经济周期波动，只不过是结构失衡在宏观上的集中外在表现而已。因此，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必然会导致经济总量的先天性不稳定。把结构调整到合理均衡状态，是达到经济总量“稳”的内在要素和关键所在。好比一座建筑，结构不合理或结构变异，会使它成为危房甚至坍塌，成为“楼脆脆”；也好比开着一个或两个轮胎胎压严重不足的车在路上行驶，是难以稳定地操控前进方向而极其危险的。当经济结构的某些方面变得不合理的时候，轻者会使经济增速减缓，重者则会通过极端的危机强制经济结构恢复到较合理的状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数次出现过经济结构失衡及随之而来增长率急剧下降的局面。小平同志在1980年《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讲：“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举世瞩目高增长成就的过程中，虽然结构失衡得到了比较有效的解决，但新的结构失衡又随之出现，有的甚至愈发突出和严重。结构失衡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时，政府就会花时间和力气实施“调整、改革”的经济政策。当下则是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上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以相对较低的但足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增长率，来换取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空间。当然，经济结构的失衡是绝对，平衡只是相对的，只能在失衡中相对地实现动态的结构均衡；经济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从一个失衡寻求另一个相对平衡、再出现新的不平衡及平衡的不断调整结构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新常态下增长速度的换挡，是旧常态下结构失衡的结果；新常态下经济结构的调整，是经济迈向新阶段的标志，是政府主动以相对较低增长率来换取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努力，将使中国经济增长获得更加持续的动力。

  虽然结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只是相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任经济结构的恶化。结构持续恶化的唯一结果就是经济以极端波动（下滑）或硬着陆的方式来消化。面对结构失衡，若政府主动降低增长速度来换取结构调整的空间，则可实现经济软着陆。在这方面，中国有过成功的经验。但结构不平衡总会伴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地出现，因此，在旧常态下的高速增长中，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也会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抛开金融面不谈，单就实体面的结构不合理就有诸多表现。在总需求方面，储蓄与投资失衡加剧了中国产品市场对全球市场的依赖，过高储蓄率与投资率反映了国内最终消费的不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所得占国民收入分配之比下降到了不足60%，政府所得和企业所得持续上升，抑制了国内最终消费的能力，且居民间的、城乡收入间的收入差距使得中国经济的二元特征更加明显；在产业结构中，为了急功近利的“保增长”短期目标，大量上马那些“短、平、快”的投资项目，固然取得了短期增长的“政绩”，但加剧了对环境、资源的过度损耗，也挤占了大量的资本，抑制了创新性产业的发展，不一而足。

  任何一个方面的结构失衡，都会对总量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结构失衡或不合理，不过是资源没能得到最有效利用的另一种表述罢了。结构有效调整与转换，意味着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物尽其用；也意味着，即便没有消耗新的资源，社会总体福利会因结构改善而提高。对一直以粗放式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中国而言，面对人多资源少的现实矛盾，结构调整是促使经济走向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选择。在当下，实现结构的有利调整，比过去二十年来更加迫切；当然，过去总量上的增长和积累，也为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使我国有“资本”和空间在接受相对较低增长率的同时，促进和实现有利的结构调整。

  但是，同改革一样，经济结构调整的某些方面，也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尽管相当程度上，经济结构调整是“稳增长”政策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就短期而论，结构调整比起“稳增长”要面临更多的困难。结构失衡是过去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把结构调整到合理均衡的状态，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尽管一直以来都在不停地强调调结构，但一段时期过于追求数字上“增长”的结果，经济结构非但没有调过来，其失衡与不合理的状态反而在较长时期愈演愈烈。由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短期增长率有所影响，对那些追求以GDP增长率作为政绩的地方官员，结构调整更是一个痛苦的心理过程。只有在地方政府以“平常心”看等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率、并心安理得地接受它时，只有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综合协调起来、且将“执政为民”而不是个人的升迁作为目标时，地方政府才会有足够的动力主动去调整经济结构。因此，调结构更需要重塑对地方官员的“激励相容”的政绩评价机制。调结构既需要有耐心，也需要有远见。

  产业结构调整是基础

  2013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与GDP之比上升到了46.1%，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这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出现了历史性的积极变化。虽然如此，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产业结构已调整到了合理状态。实际上，中国产业结构的内部结构调整，仍然需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才能解决。首先，众所周知，旧常态下的十年是中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十年，房地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20%以上。由于房地产业被划分到了第三产业，地产市场的繁荣为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过度房地产化，本身就是结构不合理的重要表现，而且国外的教训反复表明，过度依赖于房地产业繁荣而增长的经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是没有过硬的竞争力的，终究要出现一些难以控制的问题。其次，第二产业中的不合理结构，仍然对中国经济稳定、环境等等造成不利影响。现在，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所谓“产能过剩”，实际上就是第二产业中的某些行业的产能，超过了经济对该行业产品的实际需求，导致了其生产设备的闲置或非意愿存货上升；所谓环境的恶化，也主要直接与工业化有关。

  在旧常态中，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产业结构改善不尽如人意，基于技术创新的新兴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传统产业依然保持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占用了大量的资本和资源，且其资本利用效率低下。众所周知，中国人口密度大、人均自然资源缺乏，那种技术含量低、短、平、快的“三高”行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加剧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甚至直接带来新的社会矛盾。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利用加入WTO后市场开放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机会的同时，也是发达经济体将那种“三高”行业的社会成本转嫁于中国的过程。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4年至2003年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地低于中高收入国家，但高于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排放量；而2004年之后，中国的该项指标就一直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排放量，2010年人均排放量为6.2公吨，而中高等收入国家的排放量为5.4公吨，东亚和太平洋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为4.9公吨。可以说，中国在旧常态下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极的同时，也承担了全球增长与发展的主要环境与资源成本。

  这正验证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经济理论：若缺少公共政策的干预，那种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会出现相对过剩，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则供给相对不足。特别是，在地区间为增长而展开锦标竞争的过程中，本应为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承担起公共责任的地方政府，却为了达到高增长的目的，不但没有遏制那些环境资源代价大的产业发展，反而还因为这些产业有助于任期内的短期增长而纵容其野蛮式地扩张，甚至对那种直接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的废水废气排放，视若无睹。

  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无疑首先是要压缩那些高污染、高能耗、高水耗的产业。这首先是铲除这些行业得以扩张的行政土壤，即要改变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坚决放弃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过分注重GDP的扭曲机制；也要对那些任期内环境资源继续恶化的官员实施严厉的责任追究制度。这应是建立淘汰落后产业的长效机制之一。其次，对造成严重污染的企业，行政性的“关”、“停”是必要的惩戒机制，也可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治理北京的大气污染，河北就不得不忍受经济增长率下降之痛，大量地“炸掉”众多规模较小、排放处理设施落后的水泥厂等。不过，像这样的“关”、“停”具有政治任务的色彩，是否对未来污染企业的创建可以起到“儆百”的作用，是需要进一步观察的。

  强行“关”、“停”“三高”行业的某些企业，对某些当局者实现目标和完成任务固然是来得“痛快”，但对被“关”“停”企业的投资者和工人，恐怕更多是“痛苦”的经济损失了。这就告诫我们，在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对那些因“顾全大局”而牺牲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的工人，既需要有相应的利益补偿或社会保障机制，更需要有新产业的发展，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更可靠的收入保障。因此，产业升级与换代是在压缩“三高”产业的过程中，既不会造成过多失业从而危及社会稳定，也不会造成经济大滑坡的必要稳定机制，是旧产业淘汰中寻求经济与社会平衡的必要支撑点。质言之，旧的落后产业的淘汰与新产业的开发和发展，是产业结构调整向前迈前必不可少的两条腿。

  第三种办法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调整产业结构，比如碳排放交易就是其中之一。碳排放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采取的市场机制。中国已经建立了包括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等在内的四家排放交易所，希望借此以市场化机制推动自愿减排。作为一种市场机制，通过排放权的交易，可以为那些获得了排放权配额后的企业实施有效的减排，提供市场化的回报和激励机制；相反，那些不能采取有效技术措施降低单位排放量的企业，要想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则必须“花钱”从市场上购买排额度，这一机制使本来具有“负外部性”的环境污染成本“内部化”了，从而降低了排放企业的边际利润。就中国治理“三高”产业而言，在强力实施“关”“停”措施的同时，在长期内，应在科学确定可承受的排放总量的基础上，引入市场化的排放机制，重建控制排放量的激励与约束新机制。

  在淘汰落后产业的同时，新产业的发展格外重要。若只有“关”、“停”和淘汰，而没有新产业的足够发展，一同淘汰的将还有政府在老百姓中的信心。新产业的发展既是淘汰落后产业进程的“稳增长”的基石，也是提升中国经济全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旧常态中，尽管中国为全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承担了巨大的国际产业转移的环境与资源成本，但一直被广为诟病的是，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很低、自主品牌的全球竞争力很低。“贴牌生产”的结果，国内在以土地、税收等诸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时候，国内工人在不太良好的工作环境中，赚取微薄的工资，为“中国造”的国外品牌企业贡献巨额的利润。所谓“出口八亿件衬衫换回一架飞机”之说，痛切且恰如其分地展露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难堪。

  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主动降低经济增长目标，以换取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空间。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便是，广东率先实施了“腾笼换鸟”的产业调整政策，试图走出制造业对发达国家的品牌依附。广东率先舍弃增长的最优先目标，转而把结构调整放在区域经济发展最突出的位置，对中国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都具有标杆意义。这即是说，政府政策导向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中有重要作用。合理的政策导向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换，不合理的政策导向则反而会阻碍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任何以坐在办公室而指导的创新产业发展，不但不会对创新产业发展有所帮助，反而还可能会“与民争利”，把创新扼杀于摇篮之中。因此，这里所谓的政策导向，并不是指各地方政府制定巨细无比的产业规划，以政府的长官意志来取代市场基于潜在需求、技术革新及其发展潮流对结构变动趋势的判断，而是政府把握住宏观经济趋势的总体规律，以合理的总量经济目标中，让企业和投资自主承担风险的基础上进行分散决策。

  当然，产业结构调整更关键的是内生于经济发展中的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转换。新技术的发明和新需求的扩张，往往会催生新产业的发展，同时，新技术的发展还会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流程和工艺，从而深刻地改造传统产业。质言之，不断的技术进步正是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根本保证。国内外的经济史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任何一个创新性产业的出现，尽管其有广阔的前景，但受制于其短期内难以实现充足的现金流、初期较高的成本，以及它会冲击原有相关产业的利益，新产业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在融资方面，传统以借贷为主的融资，因为其巨大潜在不确定性而“嫌弃”它。即是说，以借贷资本为主的融资体系，是不利于自主创新产业的发展的。因此，发展创新驱动的新产业，就需要新的融资体系的支持。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以及私募股权基金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具有其独特的功效。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融资体系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

  创业资本的实质乃在于资本自由流动的精神，以及对承担巨大风险的高回报。因此，产业结构调整中，资本自由流动特别重要。资本流动就是产业结构变动与调整的过程；产业结构调整带动资本配置结构的变动，而资本在产业间转移的结果会助推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的财产权的保护”，将对中国技术创新友好型的融资体系的发展提供新的契机。但资本具有天生的逐利性，哪个行业预期利润高，资本就会流向哪里。这决定了资本在产业间的流动与转移，很大程度上具有“短视性”，造成资本在产业间转移的“羊群效应”。基于利润目标的个体理性的资本转移，往往会造成资本转移的集体非理性结果，使短期利润率明显高于社会的行业，吸纳过多资本并造成产业过热现象。旧常态下的中国房地产业发展过程，再好不过地阐释了资本在产业间转移的这一规律。这表明，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完善市场机制对资本在产业间过渡投机性流动性的惩戒作用。

  需求结构的调整是关键

  总需求结构的调整也是新常态下的重要政策取向，对新常态下的稳增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旧常态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不断失衡的过程，这体现为储蓄率和投资率双双持续上升且达到全球仅见的50%上下的时候，储蓄-投资之间的缺口不断上升。重投资与贸易顺差、轻消费，是旧常态下总需求政策的基本取向。这有其特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就是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措施在于增加资本投入以扩大生产；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金融风险更迅速地在国际传播，防范和化解风险比封闭经济中更为复杂，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及在全球体系中地位的相对提升，必然要相应地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这两方面均需要有巨额外汇储备做后盾。因此，重投资和贸易顺差（并依此积累外汇储备）是特定发展阶段要求。可喜的是，中国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超预期地）实现了这些目标，中国在2006年就超越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到2014年9月底，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总量达38877亿美元，占到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50%左右。（下转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