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佐军《第三次大转型：新一轮改革如何改变中国》

  ⊙吴 歌

  遵循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以问题倒逼、相应推进为历史逻辑，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3年），以增量改革为主，主要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非国有经济、推进沿海对外开放等。第二阶段（1994-2012年），以经济改革为主，主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外汇改革、全面对外开放等，虽也有一些其他领域的改革，但多是为了给经济改革配套。目前正处于第三阶段——全面改革，按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将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制度“六位一体”的“深水区”改革。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本发展理论创立者李佐军称之为第三次大转型。他认为，本阶段相较于共产党执政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1978年冬天开始的改革开放有三大区别：一是转型面临的内外环境不同，从国际环境看，2008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转型如火如荼，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从国内环境看，在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的过程中，各种经济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二是转型内容不同，这次转型不仅有体制或制度转型，还有发展模式转型，不仅有经济体制改革，还有一系列非经济方面制度的改革；三是转型方式不同，更多表现为人本转型、全面转型、协调转型、创新转型、可持续转型等。

  在《第三次大转型：新一轮改革如何改变中国》中，李佐军详细分析了第三次大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后，若不能适时推进改革和转型、培育新增长点，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随着我国进入“高成本时代”，土地、原材料、能源、劳动力、资金、知识产权成本等都越来越高，原有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再，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阶段进入以提高质量为主的下半场，依据国际经验，在城市化水平达到30%至70%时就属加速阶段，2012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2.6%，已步入以提高质量为主的城市化加速阶段的下半场。与此同时，消费比重低、房价高、债务过多、产能过剩、金融风险加大、政府公信力下降、信仰缺失、贫富差距拉大、环境难题日益严峻等等，都对转型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

  转型的根本目标，当然是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李佐军按照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思路，将这次大转型分解为八方面转型，即制度转型、目标转型、动力转型、分配转型、产业转型、区域转型、要素转型、绿色转型。在整个转型体系中，制度转型引领动力转型，动力转型引领产业转型、区域转型和绿色转型。增长新动力主要来自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等。

  问题在于，中国经济走到今天，部分动力已衰竭，部分动力遭遇瓶颈，唯有改革动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潜力最大，因为一方面改革远未完成，另一方面也因为其他动力皆依赖于改革。经济增长动力既可以从需求上去寻找，也可以从供给上去寻找。需求动力表现为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供给动力表现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对应着中央政府强调的制度改革、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很长一段时间，许多宏观政策和宏观形势研究者一谈到经济动力，总习惯性地想到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其实，三驾马车只是经济增长的短期动力、需求动力，且副作用和后遗症很多，比如高房价、资产价格泡沫、通货膨胀、负债过多、产能过剩、积聚金融风险等，不可常用。很多人将供给动力与产品供给混淆了，以为在产品过剩时代无须强调供给动力，其实供给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是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健康动力，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发挥供给力量的作用。

  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出路在于供给的“三大发动机”。所谓制度变革中的制度是指广义上的制度，包括文化制度、法律制度、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政府制度）以及政策；结构优化包括工业化、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化、产业转型升级等；要素升级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信息化、基础设施改善等。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供给力量可以综合表现为生产率的提高。从微观角度看，企业是主要的供给力量，要想实现持续、健康的经济增长，就必须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

  当前，最重要、最关键的“发动机”就是制度变革。所以，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后，始终把释放改革红利、推进全面改革，作为解决中国当前一系列问题的关键一招。

  如何充分发挥供给边力量？在企业方面，需要增加企业数量，提高企业质量，增强企业活力；在劳动力方面，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提高劳动力质量，充分调动劳动力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在资本方面，需要增加资本积累，提高资本运用效率，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技术和知识方面，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各种适用技术，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加强对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保护，提高技术和知识运用效率；在结构变化方面，需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各级城市协调发展。

  至于产业发展，如果想从“供给边”寻找发展动力，则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抓紧努力。首先，在制度变革上，各个产业需要理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促进彼此间的公平竞争。政府引导各个产业发展需要尊重市场，重点在信息化、管理服务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工信部、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应科学合理地监管行业发展，不应过于干预，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其次，在结构优化方面，目前许多产业主要面临产业和产品结构转型升级的问题。需要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实现从资金密集型产业向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目前许多产业区域布局有点分散，应在遵循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优化布局。在要素升级方面，产业发展主要是推动技术进步，增加企业人力资本，推进信息化发展。但这种增长并不是华丽的泡沫式增长。正如厉以宁教授所言，“即使我们经济增长率下降到7%甚至以下，在全世界仍然是居于前列的。只要结构合理了，今后就能保持稳定增长，这就是中国新常态。”

  由此，对转型李佐军提出两点“忠言”，以笔者看，也是全书的“文眼”所在：其一，警惕政府过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市场调节形成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可持续的，通过政府强力干预形成的产业转型升级虽短期效果明显，但很可能出现失误和“后遗症”。在产业转型升级中，政府正确的角色是为产业发展提供产权保护、信息服务和维护公平秩序。其二，警惕地方政府过度“经营城市”。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和协调者，是公共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绝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政府可以管理城市，而“经营城市”则违背了政企分开的基本原则。政府与企业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组织，政府是“裁判”，企业是“运动员”，两者遵循完全不同的规则约束，政企分开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同时，政府“经营城市”危害甚多甚大，意味着权力直接进入市场，意味着政府以营利为目的，必定大规模制造腐败，必定形成“与民争利”的局面，致使政府职能错位，公共职能弱化。过去几年大量低价出让或转让土地，既损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又因寅吃卯粮或吃子孙饭而损害了政府的长远利益；还引发了过度投资，推动投资过热和经济过热，教训已够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