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摧枯拉朽，让太多行业不知不觉间销声匿迹或濒临险境，曾经的红马甲便是其中之一。历史上，他们是令人艳羡的“金领”，是连接市场与资本的重要一环；时过境迁，随着交易电子化时代的来临，金融新生代们只能从历史档案中找到他们繁盛过的印记。
“天空没有留下痕迹，但我已飞过。”职业标签可以淡出视野，但对于亲历过的人们来说，则是历久弥新的似水年华。一张张青春的面庞，一段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烟尘也无法掩盖亲历者砥砺前行的那些时光。
⊙记者 王诚诚 ○编辑 张亦文
王宝峰：数字天才之“路”
如同物理学泰斗级人物牛顿，毕生三分之二的精力都花在宗教研究上一样。王宝峰，这个在期货交易员小圈子中如雷贯耳的名字，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云游世界。
“您是在交易中旅行，还是在旅行中交易？”记者问。
“交易和旅行，肯定是旅游第一，交易属于绝对从属的地位。”王宝峰不假思索地答道。
现在的王宝峰，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努力回忆自己身在何处。这正是他想要的生活——在世界各地边旅行边交易，每天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你若问，去过的地方中，最喜欢哪一个。他的回答永远是，“下一个。”
“我的世界没有冬天。”这位老者睿智儒雅地笑言，十几年来云游世界各地，自由是他最珍视的财富。一口流利、地道的英语让其毫无障碍地畅游世界，同样也助其成功征战了无数交易品种。
曾在10000美元以上高位大举做空LME期铜，也在日元低至80元附近时全力做多，交易生涯二十余载，其染指的品种无所不包。虽然不为人所熟知，但有期货界人士认为，他才算得上是中国期货第一人。
20多年前在期货交易所里，王宝峰是数一数二的红马甲。凭借短线的抢帽子技法，早年就赚得了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天文数字”。
“那个时候每次有新人进场，我都会说有人送钱来了。”王宝峰淡淡一笑，“新人来一般都要打错单，每年上千万的盈利是至少的。”
这位83级的上海交大数学系高材生，天生对数字非常敏感。被保送上海交大后，曾一度计划去美国攻读数学系博士，囿于当时的政策限制，毕业后在国内某国企担任计算机方面的工作。
此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国防物资供应总公司招聘场内红马甲，天资聪颖的王宝峰被主管一眼相中。凭借着过人的数字敏感以及时代机会，1993年便实现了财务自由。
谈及红马甲这段职业生涯，王宝峰坦言受益匪浅。“做马甲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可以抓住每一秒钟的变化。后来做大波段只是将节奏减慢下来，相对而言容易很多。”
王宝峰对数字及其敏感，历史上，每次大的交易机会的价格变化都能如数家珍。
与大多数人技术、基本面分析的路子不同，王宝峰从一开始就善于从数字变化的逻辑中寻找交易机会。这或许是他没有经历过大的交易挫折的原因之一。
因为在美国做交易几年都没有亏过钱，而被经纪人引为奇人。他的一个交易品种的交易量动辄千万美元，有时候会比机构还多。策略、品种极为多元，套利、趋势无所不包。
除了天赋，赫然战绩背后是惊人的勤奋以及自律。从事期货交易20多年来，王宝峰始终都坚持写交易笔记，总结自己每日的成败得失。“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有时候晚上临时有事没来得及写，早上也要爬起来补上。没总结总觉得不踏实。”
正因为此，几乎每个交易过的品种的走势图，他都能够牢记心间。既着眼大的趋势性机会，也不放过每个可以把握的波段。
“日元是近两年做的比较连续的品种，73上来之后，一直到80-83才进去，看到120元，但到90附近觉得会回踩，96块抛出去，91元再买进来……”极好地把握交易节奏的王宝峰告诉记者，自己是从公开信息中发掘趋势行情，从价格变化中寻找波段机会。“数字逻辑”是他经常提及的词汇。
带着无框眼镜的王宝峰说话声音不大，看起来极其斯文儒雅，与其纵横市场，时而激进，时而平稳、进退有度的“战斗”形象，很难联系到一起。
交易与旅行之外的王宝峰，生活极其简单，每天爬山、游泳、听音乐……晚饭只吃沙拉，社交少到几乎可以忽略。这次回国他坦言，“还是不习惯社交，去见的一些同学都是约了十几年的。”
现在的王宝峰，在美国、新西兰都有自己的根据地，“明年应该在欧洲也有了。”他希望可以集结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在国外的小镇上做期货交易，兼顾自由的生活和美好的理想。
“中国的交易员和国外顶级交易员的差距还是太大了，无论从交易水平，还是投资视野、个人修为、艺术品位……”王宝峰预见到了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空前发展，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期货事业的提升再做些事情。
陶暘：
交易指令像雨点一样袭来
如果说王宝峰的励志密码是“美国梦”，激励陶暘不断奋进的则是“大国崛起梦”。
筑金投资坐落在上海八佰伴附近不起眼的一幢写字楼里，但这并不妨碍董事长陶暘每天访客不断。与陶暘交谈需要提前很早预约，他手上的两个电话每隔几分钟就会响起。
“我喜欢与人交谈，几乎能够从每个人身上接收到新鲜的信息。”他说。而这正是一个期货人需要具备的特点。熟悉他的人评价，除了对投资逻辑的尊重外，对知识天然的无限渴望是他走到今天的重要基石。
2010年几千万起家的筑金投资，目前规模已经过十亿，不过创始人陶暘则说，这只是刚开始，他的第一目标是千亿级别资管公司。
陶暘算得上是国内第一代红马甲。1993年代表中国有色金属材料总公司进驻交易所，涉足期货界至今，也超过了20年。
回忆那段红马甲的青春岁月，陶暘至今记忆犹新。“每天就像打仗一样，每个人身边两台电话，不停地接受交易指令。”
因为直接接收场外客户的交易指令，陶暘在一线能够目睹大大小小无数客户征战期市的历程。对交易心理以及行情的“感觉”极其精准。
“行情来的时候，整个场子的交易指令像雨点一样袭来，单凭电话就能判断行情是否激烈。”
一线交易经验和天生的悟性，让陶暘在最初的几年“几乎没有亏过一张单子”，再加上在有色金属材料总公司工作，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最初很长一段时间，陶暘一直如鱼得水。
然而，隐患也随之而来。
1998年的一天，陶暘得知市场上铜库存不断增加，而盘面上看价格上涨也遭遇阻力，陶暘判断，铜价上涨不能持续，于是大幅做空。前几年积累的交易信心，让他“出手很重”。
“那个时候没有止损概念，也不知道国际市场上，铜的基本面情况……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输，而且差点输光。”这次经历让陶暘意识到，光凭基本面做市场的风险极大，于是转向技术分析。
头肩底、头肩顶、锯齿上行……陶暘将经典的技术分析的理论熟记于心，并按照书中的经验按部就班的执行交易。“刚开始很顺利，光凭着头肩底、头肩顶，就帮客户赚了几个亿。”
然而，不久就让陶暘猛然发现，技术分析不是通向财富王国的阳关大道，而是暗藏风险的羊肠小径。
在经历了财富陡然缩水之后，陶暘走上了基本面和技术分析结合的路子上。然而，市场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发生出乎意料的状况。用他的话说，市场永远有你不可预知的风险。市场的非理性因素再次教育了陶暘。
他举了个例子，如果某一天巴菲特、索罗斯发狂了，和你作对。你有10个亿，而他是1000个亿。最终可能是他判断错了。但过程中，首先消灭的是你。“既懂技术又懂基本面分析，还要防止市场进入非理性状态。”
期货征战二十余载，经历过三落三起的他，投资境界也不断提升。已经从最初的“感觉派”淡出，变成讲逻辑、重分析的理性派。
在陶暘看来，交易员有两种，一种是类似短线高手，虽然可以赚到钱，但是受到体能、反应等天然钝化的影响，不能在市场上持续赚钱。一种则是类似索罗斯、巴菲特这类大师级人物，有自己的投资哲学、框架，可以一直做下去。
现在的他，正努力着从带领着团队向第二种境界晋级。现在的筑金投资，对风险控制极其重视，不但尽可能降低资金使用率（杠杆），尽可能做套利、对冲。将不同的策略尽可能运用到很多的品种上去，平滑风险。而且强调团队风控、制度风控，绝不做概率风险比不匹配的赌博。
“无论你有多少的基本面、技术分析，市场永远有隐含着的你无法对抗的非理性因素。”过去的经验告诉陶暘，“投资最终是一个概率，市场走向是各种因素共振的结果。杠杆、资金量、仓位要因时而异，不能教条。”
三次的财富起落，对陶暘来说，显然是一种财富。他所带领的筑金投资连续数年投资收益率均在25%以上，并且月度回撤很少超过5%。
在陶暘看来，未来中国利率回归“零”是大概率事件，资产管理行业未来发展空间不可估量。
“目前日本、美国、欧洲的利率都已经是零了，中国无论是未来经济经历波折，还是平稳发展，也都逃不过这个铁律。”陶暘判断，那个时候，居民财富就会寻找可以稳定增长的理财途径。
目前的筑金投资以套利为利基点，正努力像全方位的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未来国内将出现万亿级别的资产管理公司，我们第一个目标是千亿。”陶暘看了看远处，坚定地说。
何俊：站在时代的风口
位于外滩附近的黄浦路，记录了上海交易所最初的岁月，也留下了何俊的青春印记。
1993年得知证券公司招聘驻交易所红马甲，现任职光大期货管理层的何俊，毅然决定从深圳一家香港公司离职，回到老家上海发展。他没有想到，自此之后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兴衰紧紧拴在了一起。
“那个时候这种职位很少对外招聘，待遇好，资质要求也高，机会难得，就回来了。”用何俊的话说，红马甲是那个年代难得的“肥差”。
一根电话线，四个小时不离手。行情好的时候，分分钟都要紧绷着神经，随时接受指令，买卖下单。行情清淡也要随时和经纪公司保持通话。从几百人，到鼎盛时期的四五千人。黄浦江边的交易所留下了何俊的青葱岁月，何俊也见证了交易所的发展足迹。
由于上海交易所一直采用有形席位的交易方式，在1997年搬迁到浦东之前，在浦江饭店所在黄浦路附近一共开辟过8个交易大厅，最多时有5000多个交易席位。当时中午休市吃午饭时，附近大小马路上来来往往的红马夹，形成了一片红色的人流，蔚为壮观。
何俊最早供职哈尔滨证券，此后为当时三大证券公司之一的华夏证券驻场红马甲，一段时间专门为公司自营下单。2005年前后公司被兼并后，何俊也另寻出路，到期货公司谋职。
这一次，何俊又一次踩对了时代的节拍。
从证券公司淡出来到了期货圈，何俊是预见了股指期货这个品种的生命力。他认为，从国际经验上看，股指期货早晚一天会取代证券现货，成为市场交易的主流品种。
果不其然，2006年中金所正式成立，目前股指期货的交易量早已超过沪深两大交易所。
回过头去看，何俊认为，虽然当时热极一时，但红马甲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当证券交易电子化之后，很多同行都面临转型的压力，少数人转型做金融机构管理人员、专业投资人士，多数都是要从头做起。
“做什么的都有，有下海开饭店的，有做交易员的……”何俊认为，红马甲不是一个发展路径清晰的职业，过于程序化的工作，并未提供更多附加值。
不过何俊显然是幸运的。由于预见了股指期货的大发展，又拥有交易所的工作经验，在很多同行进入迷茫期的数年前，就华丽转身期货公司管理者。
现在的他，经常奔忙于去私募公司调研的路上。拥有股票、期货双重经验，转型管理层的他，目前负责期货公司IB业务。寻找优秀的投资顾问是他日常最重要的工作。
“现在市场上不缺钱，证券、期货、银行，都有相关的渠道为投顾提供融资服务，缺的是有能力的投资顾问。”何俊还认为，即便是优秀的投顾也有自己的投资风格，有波峰、波谷的投资周期，他和下属的工作就是捕捉投顾最佳的投资阶段，为投资者优化出更好的产品。
过去从业经历中两次毅然转身，见证中国证券、期货大发展历程的他，这一次可能又站到了行业的风口。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像、炽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
对于这些历经世间沧桑起伏仍然激情饱满的人来说，精彩的旅程可能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