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平
■中国经济新常态最为核心的要义，就是利用好减速时期进行最为积极的结构性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即“减速治理”。只有利用减速压力推动全面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减速是对经济体的一次大的“清洁”，熊彼特称为“清洁机制”，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因此，减速治理的核心就是利用“减速”重建新的增长方式和增长机制。中国的“减速治理”具体而言：一，市场化改革重新起步。首先就是要打破政府长期通过“支持”的干预资源配置机制，让市场进行配置。二，存量释放，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推动服务业发展。三，重组地方债务，配合税制改革，促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四，推进金融改革，积极应对国际周期不同步对中国冲击。
■从经济增长理论上理解，中国的“新常态”应该理解为过渡时期的形态，即从以工业化推动的高增长阶段逐步向均衡增长阶段过渡期的一个调整状态，包含了过渡的方向、过渡的时间和持续改革三个方面。过渡的方向就是从结构性赶超向着高效均衡增长阶段转换。“新常态”转向真正的“常态”即高效均衡增长路径，这完全要根据自己的调整能力了，很多调整不当会落入“陷阱”。
2014年经济增长的经验事实
中国经济2012年、2013年GDP增长完成了7.7%的增长，2014年前三个季度GDP增长达到7.4%的水平，与我们2014年的预测基本一致。展望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应下调到7%。对于经济增长实际值，多数机构基本预测为7%。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已经明确地指向进入了“换挡期”，即从8%-10%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新常态”的6%-8%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过度，其背后的逻辑基础、机理和趋势值得我们深究。
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一系列新的经验事实，这些经验事实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大转变的开始。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高投资与经济增长减速相伴。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从2011年开始逐年下滑，经济增长从2011年9.3%下滑到2012年的7.7%、2013年7.7%和2014年7.4%，而投资率从2009年反危机后一直处于49%的高位水平。新世纪以前平均在35%-40%间，2001年-2007年在40%区间，反危机后投资率再提高到49%，但经济增长趋势性下滑；从货币激励来看，传统货币扩张看新增长贷款，2005年以前新增贷款都在2万亿元以内，2009年反危机一年新增长贷款高达9.6万亿元；2010年后央行起用社会融资总规模来观察货币扩张，2010年和2011年在14万亿元上下，2012年15.7万亿元、2013年17.3万亿元，2014年预计17万亿元，并开启了降息等货币刺激政策，货币刺激政策可谓持续加大；与投资和货币激励相配合，社会杠杆率不断攀升，以M2/GDP做最为简单计算，今年预计超过200%，按信用总量计算，2012年超过200%，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投资已经无法拉动经济高增长了。
二是国际贸易增长低于各国GDP平均增长，全球贸易红利结束。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全球贸易增长连续多年低于各国GDP增长，国际分工作用减退，国际需求疲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贸易红利已经结束了。中国贸易盈余2011年后占GDP的比重都没有超过3%，对中国经济带动作用下降。中国2013年进出口世界第一，其大国效应将直接影响世界市场的变化，但中国出口规模的上限约束愈来愈强。近年来随着人民币跟随美元升值，人民币有效汇率持续升高，中国低端制造的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高端制造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的智能化，特别是他们靠灵活的汇率调整重新获得竞争力，也在挤压中国制造业升级出口的上升空间。我国制造业在要素成本持续提高和创新能力提高慢的情况下，国际竞争力会不断下降，国际市场份额不仅难以提高，而且还可能会逐步下降。从服务贸易看，中国一直是逆差国，而这正是中国消费升级的一个重要需求方面，也是未来全球贸易的新亮点，中国在这方面比较优势较低，净出口对经济的带动变得很弱，甚至出现了负带动。
三是产业结构现代化与就业结构非现代化。从增加值上看，中国产业结构现代化了，第一产业只占我国产业结构的10%，按可比价格低至7%，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现代部门占据了90%的份额。但从就业分布看，农村劳动力占比过高，仍在30%，尽管从2003年以来进城就业的人群基本上是以服务业就业为贮水池，而不是返回农村，但农村依然储备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现代部门的增加值比重看，2013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6.6%，增长速度8%，超过第二产业7.4%，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产业的高就业降低了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用经济效率减少换取就业增加是无益的。因此，必须改革服务业现有体制束缚，加快提升服务业效率，否则服务业的产业比重越高，则劳动生产率就越低。
四是价格持续走低，产出负缺口冲击。2014年通货膨胀率已经降低到1%的时代，而从可观察的产出负缺口就是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30个月负值。从理论上看，即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水平，也就是说，从2012年开始负缺口明显出现，衡量负缺口的价格指数PPI从2012年转负到现在。从现有的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的趋势看，2015年PPI将进一步下降，持续负PPI实际上就是实体部门的严重通缩，必然也会拖累整体经济的复苏，进而降低总需求，推动消费者价格指数走低。
这些经验事实表明中国经增长速度“换挡”已经是明确的，即从高速转向高效，经济结构从非均衡赶超向较为均衡的可持续发展结构转变。更为深刻的是，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即从追求“规模-效率”的贪大图洋式的规模化发展，转向了以需求为导向的“需求-效率”发展方式。传统上我们靠政府改革形成新的发展空间、努力占据新资源和扩大产能规模，提高负债来提升企业和国家的发展，而现在经济减速、产能过剩、出厂价格通缩，腾挪空间受到挤压，规模化扩张的粗放发展阶段宣告结束，传统规模扩张模式结束，但新模式没有建立起来。
中国的新常态
应该理解为过渡时期的形态
新常态，顾名思义，就是指“反常的现实正逐步变为常态”，即中国当前减速调整是依照传统高增长而言的新常态，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有着明显的时间长度和过渡时期强烈的结构性和政策性调整特征。
在国际上也是如此，据统计，2002年，“新常态”一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中每个月出现50次；2011年，“新常态”一词每个月出现700次。在国际上新常态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一个过渡性时期，其特征包括：（1）全球经济与贸易增长处于较低的增长水平，贸易摩擦不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新治理架构缺位；（2）刺激经济政策与“去杠杆”的并存，各国政策操作空间狭窄，但政策调整频繁；（3）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处调整阶段，经济与政策周期不同步，美国、英国退出量化刺激，而欧洲日本加大量化刺激，世界经济摩擦动荡加大；（4）金融市场繁荣与实体经济虚弱并存，大量的失业和收入差距拉大都成为一个新的过渡阶段特征。
中国经济“新常态”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即赶超过程中的结构性加速因素，如人口红利、二元经济下的廉价劳动力、工业化发展、技术进步中的“干中学”效应、全球大繁荣带来的需求等积极因素逐步结束，结构性加速因素变成了减速因素。经济增长告别过去两位数高增长模式，进入中高增长阶段，官方文件对此的表述是“经济增长进入换挡期”。2001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值为10.4%；从2012年初至2014年初，各个季度的GDP增长率都在7%至8%之间，具有明显过渡期的特征。
（2）持续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一结构调整已经不是原有意义上的一、二、三产业的比重高低调整了，而是更为广泛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了。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首先在于如何重振内需，即通过内需拉动中国经济；其次，内需调整如何提升消费需求比重，其重要的内容就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第三，才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优化调整，持续提升产业效率；第四，区域结构调整，中国区域结构将趋向均衡发展的新常态。如京津冀经济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超大城市群等区域经济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升级版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发展空间。
（3）宏观政策频繁操作，微刺激和防范金融风险并存成为新常态。主要表现在消化前期政策过度激励带来的高杠杆和高的地方负债，同时为了保证经济增长的平稳一直将采取微刺激，本质上又在提高杠杆，这使得政府宏观政策操作空间非常狭窄，但操作频繁。
（4）高成本的要素供给成为新常态。低土地成本、低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成本、低税收成本等低成本的工业化时代已经过去，我国依靠扭曲土地成本、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形成的特殊优势将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者应该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提升。这些要素供给的逆转要求必须改变要素的供给与配置机制，市场化改革才能改善供给侧，才能有效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
（5）建设市场化配置资源制度为主线的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新常态。传统赶超过程中过度依赖于政府配置资源的模式让位于市场配置资源，打破政府干预配置资源成为改革的红线，这里包括大量的改革内容，如要素价格调整、国企改革、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政府行政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农村土地改革、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税收财政体制改革等多方面，这些改革将成为中国现阶段最为重要促高效发展转型的常态内容。
“新常态”定义很多，从原出定义的反常事实到常态这一明显的“过渡期调整”的概念，到现在中国多种的定义，有政策性的也有的是经验性总结，从经济增长理论上理解，中国的“新常态”应该理解为过渡时期的形态，即从以工业化推动的高增长阶段逐步向均衡增长阶段过渡期的一个调整状态，包含了过渡的方向、过渡的时间和持续改革三个方面。过渡的方向就是从结构性赶超向着高效均衡增长阶段转换，即：1）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部门的过渡，即农业部门的劳动效率与现代部门的劳动效率一致，经济结构调整完全依据市场进行“出清”调整了，无需政府干预配置；中国当前完成了产业结构增加值的现代化转化，但没有完成就业配置的转化；农村劳动力完成了职业转换，变成了工人，但没有完成身份转换，不是城市的人，当前产业部门劳动效率仍有明显差距，因此中国二元结构仍处在转化中；2）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市场经济体制没有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状态，微观国有企业的改革，事业单位、管制部门、政府行政改革任重而道远，中国持续改革是这一阶段重中之重的任务；3）经济增长贡献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人力资源的提升，而不是要素的不断递增的投入，符合了“内生增长”。当前我国增长中最大问题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不断下降，而不是提升，不能解决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则难以完成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三个标准是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过渡的，中国当前的减速状态就是向新均衡过渡期的“新常态”，期间的改革、结构调整和政策激励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方面。
比照亚洲日本和“四小龙”，发现各自走向均衡即高收入地区的实际过渡过程差别很大，如韩国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过渡，而且是在亚洲危机中通过强烈的市场化和结构化改革来完成调整与过渡的，而我国台湾地区过渡了21年才完成了高效均衡增长，因此“新常态”转向真正的“常态”即高效均衡增长路径，这完全要根据自己的调整能力了，很多调整不当会落入“陷阱”。
新常态下的减速治理
中国经济“新常态”最为核心的要义，就是利用好减速时期进行最为积极的结构性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我称之为“减速治理”。只有利用减速压力推动全面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高效均衡的增长阶段。“减速治理”往往是人们最不愿意进行的活动，因为有太大的风险，有的国家成功，有的国家就没有完成；但没有减速期，人们又不愿意进行深刻的自我增长方式的调整和结构性改革。因此不应回避“减速治理”这一难题。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减速是经济体的一次大的“清洁”，熊彼特称为“清洁机制”，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但这一理论机制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特别是亚洲国家，有着政府干预（支持）的赶超过程中，政府支持的项目或企业都不愿意被清洁，反而抗拒减速清洁，形成所谓政府支持的“僵尸”企业，将创新企业所需资源吸入，而减低了创新活力。因此，减速治理的核心就是利用“减速”重建新的增长方式和增长机制。韩国是一个“减速治理”成功的案例，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全面实现资本市场、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成为一个近乎完全的开放经济体。在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不仅可以增加劳动力市场弹性，降低创新的劳动力成本，而且能够激励包括新建中小企业在内的不同规模企业参与技术进步，从而为创新外溢效应发挥创造了有利条件。Taegi Kim and Keun-Yeob Oh运用韩国216家企业1985-2007年微观数据，证实在此期间，由研发支出水平和专利数量提高衡量的知识增长已经对韩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效应。经过危机后的市场化改革，韩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一定成效，并平稳地过渡为一个发达经济体。
中国的“减速治理”包含着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和对现有存量的结构性调整，而且在宏观政策上要有足够的定力，让减速成为一个“清洁机制”，清理僵尸企业，鼓励创新。
——市场化改革重新起步。首先就要打破政府长期通过“支持”的干预资源配置机制，让市场进行配置。政府干预的纵向资源配置体制，是中国工业化赶超的成功经验，现在却阻碍着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转变的关键在于：一是政府要改革自身，转变职能，切实简政放权，彻底政企分开；二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促进我国统一市场的尽快形成，重点解决更高层次的开放即要素市场的开放问题，解决在资本市场、人员流动、基础设施、信息等领域的割裂问题；三是打破“条块分割”的现状，纵向和横向的行政干预形成的条块分割影响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也保护了落后，使得区域间贸易量减少或者萎缩，分工无法深化，创新难以外溢；四是强化法治，完善一系列标准体系和法规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政府自身要守法。
只有打破政府干预资源配置，中国才能进行“减速治理”。中国当前大量的“僵尸企业”仍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吸收大量的宝贵资源，降低社会的效率。在强化市场淘汰机制的同时，应尽快启动加速折旧，类似于1981年里根政府制定的《经济复兴税收法案》就提出了加速成本回收制度（ACRS)。在政策激励下，企业固定资产更新速度明显加快。同时提高环保标准，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行工业化升级，提高工业制造业的效率，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稳定中国工业制造业份额在35%左右的水平。(下转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