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对中美贸易逆差的统计结果明显高于学界公认的利用所有权统计体系的计算结果。美国这种有失偏颇的做法无疑会夸大两国间贸易失衡这一问题，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并非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产物，中国持有的大额外汇储备也不是人民币低估的结果。中美贸易呈现逆差，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商品生产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加上美国对华实行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美国比较优势难以发挥。

  ■据美国国会研究中心（CRS）的报告，美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过度的需求”才是其贸易赤字的原因。而美元的特里芬难题也是美国贸易失衡的一大根源。目前美元仍然是60% 的国际储备资产计价货币、70%左右的国际贸易交换媒介和80% 甚至更高的国际金融交易的计价货币，这种货币体系让美国靠超发货币为国际收支账户赤字融资，导致贸易逆差长期存在。

  ■目前，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行动动向是: 力争从IMF获得人民币汇率构成汇率操纵或汇率严重偏差的结论，将此等同于中国对出口产品提供的补贴或造成出口产品的倾销，以WTO争端解决机制取代IMF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同时积极筹备对人民币汇率采取单边、双边、区域协调，甚至国际协作做法。对此我们应当高度警觉，采取相应对策。

  □张茉楠 张永军

  文眼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金融帝国。美国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影响，不仅施加于经济、贸易活动本身，而且更隐晦的是通过金融乃至制度手段来抑制对手，最大限度地谋取自身利益。在岁末年初考虑明年经济与贸易活动的时候，关注一下美国汇率制裁的新动向和新风险引爆点，是非常必要的。

  ——亚夫

  去年以来，美国彼得森研究所前所长伯格斯滕等学者不断指责中国等国家操纵汇率，更提出应该通过改革国际货币和贸易规则，加大对货币操纵国家的制裁力度，以扭转美元所谓的“劣势”。特别是在美联储已经退出量宽、美元步入中长期升值通道的背景下，这些新动向背后的战略意图及风险值得高度重视。

  指控他国“汇率操纵”成美国常用国际政策工具

  自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以来，特别是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5210亿美元。但与此同时，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问题自1993年之后也不断加剧，美国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呈明显上升势头: 一方面，美国继续沿用保护贸易政策对中国输美商品施以种种贸易限制；另一方面，美国愈发将其国际收支赤字的扩大归咎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低估，指控人民币“汇率操纵”已成为美国惯用的对华经济政策工具。

  “汇率操纵”一词起源于《IMF协定》。《IMF协定》第4条第1节第3项对“汇率操纵”进行了规范，即IMF成员国不得通过操控汇率或国际货币体系，妨碍国际收支的有效调整而获得比其他成员方更有利的不公平竞争优势。

  美国大打“汇率操纵”牌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长。自2003年以来，美政府特别是美国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

  第二，参与部门和人员众多。不仅主要的政府部门卷入人民币汇率争论，主要利益集团、学术界和知名智库也参与其中。其中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较为著名，而后者更是认为全球汇率干预规模平均每年近1万亿美元，导致了每年有至少5000亿美元的生产活动从逆差国家转移到顺差国家。

  第三，多管齐下，措施多样。既通过国会单边立法，又通过美中双边外交磋商; 既联合日本和欧盟对华施压，又主张通过修改国际规则寻求美元霸权，WTO成员国可以对被认定“汇率操纵国”征收惩罚性关税，或实施贸易壁垒权力。

  第四，议案众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财政部半年发布一次的《世界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报告的主要功能是判断美国的主要经贸伙伴其汇率制度在实际执行中是否符合 “汇率操纵”的行为。同时，美国国会（具有立法权）每年也分别受理不同次数的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提案、议案和听证会据统计。据不完全统计，自2003至2011年底，美国国会先后提出针对人民币汇率相关议案不下53项。

  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是个“伪命题”

  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操纵”的指责不仅缺乏理论依据，也罔顾中美贸易发展的事实。事实上，中国汇改八年，恰恰是人民币单边升值的八年。自2005年汇改以来，截至去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35.75%，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42.21%，2013年全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幅达7.89%，名义有效汇率升幅达7.18%。在国际清算银行监测的61种货币中，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幅分别排国际清算银行监测货币的第一和第二位。

  近几年，中国积极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已经从0.3%、0.5%、1.0%扩大至目前的2%。此外，中国也没有刻意追求顺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 “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经常项目收支已经趋向平衡，进口保持了年均17%以上的速度，是历史上最长的一个进口稳定快速增长期。2010年开始，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回落到国际认可的合理标准以内，2013年该比重下降到2.0%，2014年一季度进一步降至0.3%，人民币汇率已经接近均衡汇率水平。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是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吗？美国贸易逆差长期存在，并呈不断扩大趋势，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必然联系。二战后，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当年贸易逆差仅为15亿美元，此后长期存在并一路攀升，到1999年贸易逆差达到2676亿美元的高峰，2008年金融危机前到达新的历史峰值，贸易逆差达8567.55亿美元。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贸易逆差有所下降，但美国贸易逆差规模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

  货币史表明，美国一直站在国际货币制度设计的顶层，通过修改规则让顺差国家为其买单。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之后，10年内日元猛烈升值144.2%，恶化了日本的贸易条件，并导致日本国内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但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不降反升，在其总逆差中的比重一度升至50%以上；同样在1985年，德国马克对美元5年内升值107.2%，但美国对德国的贸易逆差却维持原状毫无改观。2012年以来，日元对美元贬值50%左右，但由于日本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日元贬值并没有阻止日本从顺差到逆差的转变过程。

  上述事例说明，汇率只是影响国际收支的因素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和贸易体制的影响。数据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四十多年里，美元对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长期处于贬值中（个别时期的美元升值主要是吸引资本流入策略和危机期间 “避风港效应”所致），却没有扭转反而加大了美国贸易收支恶化状况。

  美国长期贸易失衡不能完全归咎于贸易伙伴

  美国关于人民币“汇率低估论”、“汇率操纵论”在理论和实证上都站不住。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并非人民币汇率低估的产物，中国持有的大额外汇储备也不是人民币低估的结果。近期，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马丁·费尔德斯坦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文指出，美国应停止发布《汇率操纵报告》，他指出，正如每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知道的那样，每个国家的经常账户状况更大程度上是由本国内部结构决定的，而不是由其贸易伙伴决定的。中美贸易呈现逆差，更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商品生产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加上美国对华实行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美国比较优势难以发挥。

  1、美国长期贸易失衡源于内部透支增长模式。美国国会研究中心（CRS）2007年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美国贸易赤字：成因、结果和治疗》的报告指出，美国经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过度的需求”才是其贸易赤字的原因。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X-M）=（S-I）+（T-G）（其中，X为出口，M为进口，S为私人储蓄，I为私人投资，T为税收收入，G为政府支出），将等式变形即可得到：财政赤字+储蓄赤字=贸易赤字，可见，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实际上由政府赤字财政、国民超前消费。

  仅以2013年为例，美国家庭储蓄降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3%，企业储蓄与GDP之比也仅为4.6%。在这些私人储蓄中，逾四分之三被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占GDP 6.1%的“负储蓄”（指投资大于储蓄的差额）抵消，因此，贸易赤字难以大幅下降。

  2、美元特里芬难题是美国贸易失衡根源。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不再受“黄金固定比价可自由兑换”约束，而进入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和浮动汇率制度的“无制度的体系”。国际储备货币发行规则的缺失、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失灵、统一的稳定的货币标准的缺乏等内在缺陷，放任并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

  目前美元仍然是60% 的国际储备资产计价货币、70%左右的国际贸易交换媒介和80% 甚至更高的国际金融交易的计价货币，这种货币体系必然会产生 “美元特里芬难题”。一方面，在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系下，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就要求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手段与货币储备，美国向世界提供流动性。另一方面，美国可以靠超发货币为国际收支账户赤字融资，导致贸易逆差长期存在。

  3、“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加剧中美贸易失衡。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01-2011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由2001年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16.7%降到2011年的6.3%。如果从具体产品来看，在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美对华出口占美国总出口比例不到6%。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01-2009年间，美国对华商品出口平均增长率为17.54%，低于同期世界商品对华出口23.04%的年均增速。

  美国夸大贸易失衡的中国责任

  第一，美国贸易逆差来源多元化不能归咎于中国。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计算，1998- 2011年间，以美国、英国和西班牙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是世界主要的贸易逆差国，这三个国家在此期间的贸易逆差总规模超过了9万亿美元，占贸易逆差规模前20位经济体逆差总规模的84. 8%，其中美国一国贸易逆差规模就占了约65. 5%，始终保持了失衡中心地位，但与之相应的顺差国地位却呈现出动态变化趋势。从商品贸易逆差来源地看，除中国外，日本、墨西哥、德国和加拿大是美国前5大逆差来源国。

  第二，中国承接了其他国家对美的大量贸易顺差。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转移，逐渐将本国的一部分制造业转移到日本，并再转移到东亚新兴经济体，最终转移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实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先后从日本和东亚新兴经济体引进直接投资和资本品，通过加工和组装，将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从而构成了中美贸易—资金双循环机制中的贸易循环。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世界贸易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国制造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日渐提高，生产分工日益细化，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以及跨国物流成本的大幅降低使得整个世界形成了有序的生产链，国家制造已经变成了世界制造。

  目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四成左右。中国在工业制成品加工组装环节仍具有相对比较优势，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欧盟等是最主要的终端消费市场。由于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由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转移至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来对美、欧的顺差也转移至中国。同时，中国外贸顺差显得较大，与当今以贸易总额统计为主要指标的不合理体系有关。如果利用贸易增加值的新统计方法计算，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顺差将骤降41%和49%之多。

  第三，中国贸易/经常项目顺差一半是跨国公司创造。据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的统计显示， 2010—2012年，在华外资企业进出口总值分别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值的53. 83%、51. 07%、48. 98%，出口总值占到同期全国出口总值的54. 65%、52. 42%、49. 92%。可见，外资企业不仅在中国贸易中占据半壁江山，而且更是中国获得贸易盈余的支柱。从国际贸易中产生的利益主要由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企业获得，中国企业分得的部分很小。由此，美国不仅通过其在华企业从中美双边贸易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而且也使中国承担了对美巨额贸易顺差所产生的巨大政治压力。

  第四，美国判定人民币汇率低估使用的是双重标准。以经常项目盈余占购买力平价GDP的比例计算，中国排第13名，排在中国前面的包括瑞士、新加坡、德国、马来西亚、荷兰这样的非资源输国，因此，如果用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比例来衡量一个国家货币的低估程度（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根斯坦就是这样做的），则美必须承认，这些国家的货币很大程度上是被大大低估的，美方长期指责中国汇率操纵是极其不合理的。

  美国对我国“汇率操纵”的指责有战略动因

  当今世界，汇率已成为大国之间经济利益博弈的重要工具。上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清楚表明美国利用金融手段平衡贸易的战略意图，“广场协议”及其余波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十年”。当前，美国用同样的手段应对美中贸易逆差问题，其背后有更深层次、更长远的战略考量，美国推行的“重返亚太”、“重归实体经济”等战略都需要美元策略进行配合。

  1.逼人民币升值是美国 “进口替代”战略的关键。近两年，得益于美国国内财政紧缩、劳动力市场改革、页岩气革命所带来的能源成本优势、制造业回流、进口替代战略等一系列结构性变化所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GDP有所下降，但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趋势并未根本性改变，201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12.4%，并在今年一季度下滑至12.2%，甚至还低于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12.8%。这与奥巴马总统“出口倍增计划”、“再工业化”战略，以及经济“再平衡”战略还有相当距离。

  因此，必须加强贸易保护力度，实施更为鲜明的“进口替代战略”。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国内要素成本上涨，及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大幅升值，中国商品在美市场份额开始下降，2011年至2013年，我国商品在美国进口中占比累计下降2个百分点。

  2.逼人民币升值是配合美国贸易“去中国化战略”。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贸易战略发生巨大转变，以 WTO为代表的全球自由贸易正在被更多区域贸易体系解构。美国目前致力于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两个区域贸易协定，这两个协定涵盖了世界上除中国外的主要经济体，却将中国置于其外。近期，甚至有民主党参议员认为，需要纳入货币操纵规范纳入TPP之中。

  3.逼人民币升值是对 “强势美元周期”的对冲。近期，持续了六年的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正式落下帷幕。美联储结束QE是全球金融流动性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收缩，美国内部去杠杆、外部再平衡，全球美元流动性供给减少。特别是G3内部，欧盟和日本量化宽松的“进”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退”形成鲜明反差，各国货币政策的大分化将会助推助推美元进一步走强。

  如果参考美国货币政策周期与美元周期的关系，美元强势周期可能会持续4-5年左右，由于人民币盯住美元，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将随着美元指数一起加速攀升，这将对出口造成更大的压力。特别是比较以美元计价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速时，中国和主要贸易国家之间的对比更加明显。

  2007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成本累计涨幅已超过60%，远远超过了发达经济体及主要出口竞争对手（如韩国、墨西哥和越南）。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其打压中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指责汇率操控本质是美国的金融制裁

  美国对中国汇率问题的长期指责本质上是美国的金融制裁。也就是说，当前美国和美元所拥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心地位所吻合的。而全球金融制裁的核心特征，是不对称性。

  第一，金融制裁具有很强的不对称性特征。美国金融制裁的不对称性来源于国际金融体系赋予美国金融制裁中的不对等权力。国际货币体系从商品货币往信用货币、法定货币的变化，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赋予了更强、更方便实施的金融制裁的措施和手段。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化和全球金融美元化体系为金融制裁新发展提供了基础。

  另外，受制裁方或者受制裁国基本没有申诉以及国际法律救济渠道和机制。美国的《爱国者法案》说得很清楚，允许有关当事人以提供信息的方式澄清与制裁相关的问题，但这并不授予或者意味着享有任何司法审查的权利。其意思是，只有美国宣布这个制裁取消或者制裁改变的时候，制裁才会停止或改变，被制裁方没有任何能力改变被制裁的现状，目前的国际法里也没有与金融制裁有关的条款，这一点也体现出不对称的特征。

  第二，金融制裁比其他制裁更易于执行。相对于其他形式的经济制裁，金融制裁具有操作便捷，收效迅速，效果显著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来自于金融制裁方法在二战后的改进和完善。更是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行业自身的不断发展的结果。

  第三，金融制裁具有强烈单边主义色彩。美国在全球货币金融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赋予美国超过其他任何一国的雄厚金融实力，也让美国在发起金融制裁时逐渐具备了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

  如何应对美国新一轮汇率制裁

  可以预见，中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争执将是长期的。由于全球经济失衡不可能在短期内轻易解决，加上中国迅速崛起势必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经贸格局形成严重冲击，美国与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摩擦将会是长期的，人民币汇率将伴随中国经济崛起的整个过程构成中美长期争执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战略准备和政策储备。

  一方面，积极推进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中美双方在统计贸易差额时，往往会因为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产生纠纷与争执。目前，美国政府对中美贸易逆差的统计结果明显高于学界公认的利用所有权统计体系的计算结果。美国这种有失偏颇的做法无疑会夸大两国间贸易失衡这一问题，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中国应在WTO框架内，通过多边协商机制，积极主动地推动现有贸易统计体系的革新，实现以公正、平等为特征的所有权统计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与使用。

  另一方面，研究和用好国际规则和货币法律制度。目前，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行动动向是: 力争从IMF获得人民币汇率构成汇率操纵或汇率严重偏差的结论，将此等同于中国对出口产品提供的补贴或造成出口产品的倾销，以WTO争端解决机制取代IMF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同时积极筹备对人民币汇率采取单边、双边、区域协调，甚至国际协作做法。

  我国应当充分利用《IMF协定》和《新决议》的有利规定，力阻IMF做出人民币汇率构成汇率操纵或汇率严重偏差的结论; 坚持WTO在汇率问题上的有限辖制权和WTO规则不覆盖汇率补贴及汇率倾销的立场，力避WTO做出人民币汇率补贴和汇率倾销的裁定; 同时，通过阻止美国制定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新立法和将现有法律规定适用于人民币汇率。

  （作者简介：张永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副副部长；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