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吴敬琏等的《新常态改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谈大趋势》

  ⊙潘启雯

  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New Normal）最先是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两位联席CEO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和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 在2009年初提出。当时他们用该词来说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改变。在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以来在多个场合提及这个词后，新常态的表述逐步被系统化，在中国有了特别的涵义，直至正式成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和决策依据。《新常态改变中国》这本汇集了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许小年、周其仁、管清友、张维迎、李韬葵、马骏等23位首席经济学家32篇专题论文的集子，分别从“释义新常态”、“改革建言”、“宏观经济分析”、“改革试验田”、“投资新思路”、“企业应对”、“房地产与土地”和“互联网金融”8个方面对国势做前瞻性预测，把脉“新常态改变中国”的内外部有利环境及可能性。无论你对这些首席经济学家之言有多少保留，他们根据多年思考、调研，从“新常态”思索仍然值得一听。

  分析“新常态”，首先要厘清“旧常态”。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认为，2003年以后，为了防止GDP的下降，采用了增加投资、放宽银根这样一些措施，这就造成了GDP在一段时间内都保持在9%、10%甚至更高的增长率，这属于不正常。要进入经济稳定的增长状态，GDP增速不一定要太高，保持比较高的速度就行了。所以，我们要转入新常态。厉老先生除了特别强调了调结构的重要性，他还指出国有体制改革、城镇化建设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三方面的改革最为重要和迫切。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对关于“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大趋势”的新常态判断和论述，看似简单但涉及的领域广泛且颇具智慧：供给端的新常态“人口红利衰退，储蓄率出现拐点，潜在增速下滑，劳动力比较优势丧失”；需求端的新常态“全球化红利衰退，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外需和外资从涨潮到退潮”；产业结构的新常态“从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转变”；质量结构的新常态“从‘吹泡沫’到‘挤水分’，实现有效益、有质量的增长”；区域结构的新常态“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发展，打造一弓双箭格局”；金融结构的新常态“打破金融垄断，让利实体经济”；财政政策的新常态“从挖坑放水到开渠引水，从建设型财政到服务型财政”；货币政策的新常态“从宽松货币到稳健货币，从总量宽松到结构优化”；供给管理的新常态“从浅水区改革到深水区改革”。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李稻葵用横向对比的方式，针对发达国家、除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中国三类经济体，分别分析了三种语境下的新常态。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恢复进程，不仅英国、美国，即使是危机深重的希腊、西班牙，也已经进入逐步走出危机、不断修复创伤以及调整引发危机的深层次问题的阶段。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新常态意味着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比之危机前略有下降，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在危机后的增长主要来自于金融、房地产、高科技、高端服务业等领域，因此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经济恢复过程中的社会矛盾。欧美发达国家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经济社会体制和政策“向左转”，更加强调分配的公平性，强调对市场机制尤其是金融市场的约束，同时，对社会高收入人群的税收也会有所加强。这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走红并引发广泛热议中可以得到佐证。

  众所周知，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初期所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从2009年开始，当发达国家大规模推行量化宽松及其他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后，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再加上中国经济迅速恢复所带来的对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出现了一轮蓬勃发展的格局。不幸，这一轮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不少国家的市场机制并不牢固，宏观管理也不够稳健。所以，李稻葵判断，新兴市场国家新常态的基本主题是：在低增长时代寻求经济体制改革，为新一轮增长创造制度基础。因而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将有四个方面的重要表现：“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艰难推进、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素的提升。”

  对经济下行采取容忍态度，对结构调整的信心就建立在新常态的判断上，根据这一判断，传统上势必要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就不再是优先选项。对此，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的判断是：“过去的教训是，在经济刺激的过程中，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获得了最多的资金，刺激之后则带来如下后遗症：杠杆率上升过快，带来金融风险；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企化；产能过剩严重……”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央行在资产端（再贷款、PSL［抵押补充贷款］等定向金融）的操作，让信用更多地流向中央政府着力于调结构的部门和项目，流向地方平台的比例会逐步下降。只要原来的经济结构和资源分配体制没有回归合理，央行对于负债端操作就会非常谨慎。

  从宏观政策的变化来看，“稳增长”和“调结构”并不矛盾。近几年来，各国纷纷寻找新经济增长之路，互联网、物联网、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打印、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将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兴起，一个“后大规模”（post-mass）生产的世界正在来临。新常态下，观察问题需要新的视角、新的框架，市场投资需要新的逻辑、新的思路。永隆银行董事长、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提出，经济放缓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象，背后还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动力的切换、制度环境的改变。马蔚华对比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将有七个新机会：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跨越性发展、城镇化、中西部地区崛起、技术变革、中国企业“走出去”、新兴市场业态。

  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把生产基地从中国向东盟及其他低收入国家转移的进程才刚开始，在未来5年内将进入加速阶段，上海博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估计，这将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第三次产业转移。这最有可能发生在中国与东盟之间，即便东盟经济体无法从中国承接所有这些产业，也会有别的经济体（如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从中国手中将接力棒接过去。这次产业转移不但会给东盟、印度及其他产业接收国的经济和企业带来巨大机遇，也会为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其他较发达经济体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创造良好商机。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新常态不会总是风和日丽，考验人们是否牢记底线思维，敢不敢正视“最坏处”，会不会解决“最难处”，能不能争取“最好处”。以房地产为例，诚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指出的那样，结构失衡给经济带来风险，中短期的最大风险在房地产，房地产价格如果大幅度调整，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就会水落石出，接着就会牵连银行。“经济结构出问题并不可怕，调整过来就好，在调整的过程中，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会下滑，但在调整之后，就可以迎来另一轮增长的高潮。”

  “新常态”来临，不仅改变经济运行轨迹，也纠正和颠覆了长久以来人们的认知偏差与理念——“新常态”必须具有“新心态”。无论是对于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还是大众来说，都应保持平常心态。这就需要革除“GDP膜拜”旧思想；杜绝“跑部钱进”潜规则；涤荡一夜暴富“炒”字诀；告别“涸泽而渔”求增长……而在“平常心”的背后，实际上是如何管住政府这只手的问题。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是当前最关键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政府必须改正急于出手、乱出手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