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实体经济的“数字游戏”玩不转了

  ——评《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

  《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

  （美）瓦科拉夫·斯米尔 著

  李凤海、刘寅龙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

  ⊙胡艳丽

  美国汽车城底特律于2013年12月正式宣告破产。从太空俯瞰这里已有了半蛮荒的况味，大片住宅和工厂人去楼空，很多建筑被焚毁、空置，树木肆意生长。底特律三大汽车制造巨头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或许有太多故事要与世人诉说，这其中虽不乏他们自身品牌定位失策的原因，但仍与美国不断去工业化大环境、大趋势息息相关。一条生产线、一家企业、一座城市、一个国家，再及至具体的个人，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去工业化的国家，仅凭借服务业就能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称雄了一个世纪的美国在未来能否仅凭借智力就玩转世界？

  兴于制造业的荣光历史

  如果仅截取美国历史的一个片断，或许会给世界一个错觉，此时这个国家尽管“除了汉堡不生产任何东西”，仍凭其站在产业链顶端的优势、以及国际游戏规则制订权而操控世界，令世界各国源源不断将生产出的优质产品拱手奉上。假如金融泡沫永远不被捅破，假如底特律城没有破产，假如没有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假如产业工人没有大批失业，那么去工业化的美国确实令人羡慕，但世界没有假如。远离制造业的美国，并没有因此而进入新经济成长期，反而滋生出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美国著名思想家瓦科拉夫·斯米尔在《美国制造：国家繁荣为什么离不开制造业》中，全景展现了美国制造业自南北战争结束后依靠工业的迅猛发展称雄世界的荣光历史，以及自1974来以来因人工、能源、环境等问题而不断将生产企业外迁导致的经济衰落。斯米尔痛批了一部分美国专家对去工业化的歌颂，指出制造业除了生产产品之外，还是其他产业存在的根基、是一座城市甚至是一国的活力之源。斯米尔认定，一国制造业的衰败必然产生教育、医疗、社会福利乃至军事诸多体系的衰败，甚至威胁国家安全。虽然他仍无法断言美国制造业的未来，但对美国制造业复兴的殷殷企盼之情满溢于字里行间。

  “南北战争后，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美国经济成功地从传统农业经济转型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创新性的制造型经济”。战争期间涌入制造业的大量人口，扩大的生产规模，以及不断创新日益提高的生产技艺，为美国战后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美国是最有包容精神的国度，依靠制造业而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为满足不断增长人口的生活需求，而不断加大创新力度，扩大再生产，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技术的发展。从硬件基础设施、到基本生活用品，美国凭借廉价的能源优势以及技术创新优势，迅速形成了完备的工业制造体系，奠定了其称雄世界的根基。正如作者所言“制造业可以创造出具有高度关联性的产业链，它们不仅吸纳了很多传统职业，还造就了很多全新的就业机会，每增加1每元的制造品销售额，就可以附带创造出价值1.40美元的其他经济活动。”制造业的兴旺，为产业链向前端延伸设计、研发、教育，向后端延伸运输、贸易、现代服务，以及催生现代金融、信息体系创造了条件。

  制造业外迁产生的连锁反应

  伴随美国人工成本的不断提高，以及不堪重负的能源消耗，美国生产制造企业开始了一轮声势浩大的企业外迁运动。他们或把生产加工车间搬迁到海外，雇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生产；或者干脆将业务外包给他国企业。节省的巨额人工成本为美企提供了丰厚的利润，但同时也令美国的技术不断流向国外，在全球培养起了一批可以与其鼎足而立的竞争对手。来自德国、日本等国的制造业竞争日趋加剧，德国以高质量产品享誉世界，日本汽车产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崛起也重创了美国底特律汽车城。及至中国改革开放效应日益显现，这个后起的合作伙伴、强劲竞争对手，亦在初级加工制造业迎头痛击了美国。美国这个曾经的出口大国，此时贸易逆差正在逐年加大，债台高筑，财政危机频现。

  制造业在美国的衰落，并非孤立的经济现象。伴随一批产业工人的失业，中产阶级财富迅速消退，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有多项统计数据显示美国10%的人口拥有全国90%的财富。一部分乐观派经济专家分析认为，美国减少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能因服务业的兴旺而弥补，然而事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般，因制造业衰退，包括教育、咨询、研发、售后服务在内的伴生产业也不可避免地迎来了衰退期，美国失业人口下降趋势不仅未得到遏制，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

  假如不是2008年的金融梦碎，也许美国多数人还不会意识到推高泡沫经济的危险。一掷千金的华尔街，不生产任何东西，但批量生产金融衍生品，还有一夜暴富的“金融家”，进而不断催生全世界不劳而获的“梦想”。金融本是世界经济的调节器，能重置市场资源，引导资金流向，有为企业输血造血的功能，然而一旦过了度，金融就失去了原本的功能。金钱不能仅仅因流动而产生效益，不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的“数字游戏”最终结局只能是毁灭。

  在高科技领域，美国无疑执全世界之牛耳。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发明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不仅创造了很多新潮的电子产品，缔造了全新的制造业门类，引领全世界高科技电子产品潮流。然而，去工业化的美国不断将制造业外迁，硬件制造能力在本土逐渐流失，兴盛于后发展国家。硬件制造的衰退，看起来似乎并未影响美国软件业的兴旺，但隐患在于在计算机行业，软硬件的相互依赖性极强，两者的分离是不可想象的。如今美国在全球软件领域仍具不可替代的优势地位，但这种优势能否延续尚未可知，前期缺位的亚洲各国在后发崛起过程中，会不会否凭借自身硬件制作的优势重整软件格局？这让斯米尔忧心忡忡：“软件产品的迅猛增长依旧无力填平美国大量采购电子硬件留下的亏空，这使得美国始终在高科技领域维持巨额的贸易逆差”。但显然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贸易逆差，而是美国已然种下的行业隐患。

  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

  斯米尔并未在书中直言美国产业残缺不全带来的外向依赖风险，在和平时期这种全球合作虽也有诸多问题，但还不足以致命，作者真正担心的是战争时期，由于美国国内制造业青黄不接的隐患，届时美国不会输于战场，却会输于国内经济的贫瘠，以及自发性供应的不足。

  今年1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他任内的第五个年度国情咨文演讲，重申了振兴高端制造业，创造更多就业、改革企业税、提高美国能源独立性和使用效率方面的决心，特别突出了以高端制造业和新能源为重点重振美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性。这个被世界戏称为“除了汉堡不再做任何东西”的世界霸主，终于对空手套白狼的游戏产生了警觉。

  美国的知识分子、政府如今已达成了很多共识，但要得到企业的响应，则并非是一个理念、一堆道理所能行得通的事儿。企业自有自身的运作规律，在有了深谋远虑之后，必先全面审视回迁成本，既包括工厂迁移费用，也包括回迁之后的人力、成本、销售以及纳税成本。美国重兴制造业，鼓励外迁企业回流的梦想，能否实现还未可知。但这给正在不断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上了很好的一课，正在产业转型升级路上的中国当如何对待制造业，颇值得深思。

  眼下，我国众多城市正在制定产业转型升级、建立总部基地，打造现代金融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规划。如果去掉那些炫目的名词，归纳起来，无非是宣称不欢迎一般性生产制造企业，而只欢迎企业总部进驻，这样就无需承担大量公共管理事务，无需为加工制造业而涌进的大量人口提供公共服务，无需治理生产性企业带来的环境污染，而只享用企业总部缴纳的丰厚税金。这是一个城市的发展战略，将之放宽到全国范围，这样的产业迁移所带来的“成果”便是形成了一条低端企业由沿海到二线城市、再到三线城市的迁移路径。这虽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从国家层面，企业污染、劳资纠纷等事关民生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一座负责任、有远见的城市，要培植完善的产业体系，理该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而不是简单的“腾笼换鸟”；无论如何，培育起一片适合高端企业发展的土壤，搭建起适合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平台，提供更多优质公共服务，都要比摘别人树上的桃子更利于城市持久发展，也更能筑牢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发展根基。

  我们理该牢牢记取美国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