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是指一国人口结构特征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从1978年至本世纪初，我国人口结构呈现未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的特点。在我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来自这种橄榄形人口结构带来的“人口红利”。而此后，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重的快速增加，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

  美国人口红利专家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与罗纳德?李(Ronald Lee)对人口红利的研究表明，第二次人口红利往往在第一次人口红利之后发生，它是由老年人口的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福利。第二次人口红利不像第一次人口红利那样有清晰的起止点，且对于有效政策的依赖性更强。如果政策合适有效，它的规模常常远大于第一次人口红利，并且作用可能是无限期的。

  在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挖掘中，传统看待老年人的观点被颠覆：老年人不只是被赡养者——他们不仅消费、投资，还用较高的储蓄来帮助社会积累资本。

  这种由老年人消费带来的巨大经济效应被命名为“银发经济”（silver economy）。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有效的政策，大力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做到有备而老。

  分析银发经济的特征，可以发现：一方面，老龄社会应当是人力资本迅速提高的科技推动型社会，特别是对劳动人口而言，提高人力资本的路径包括健康保障、教育水平、参与就业、人均产值、人均收入，有备而老地进入老龄社会，需要提高国民的健康水平、人均教育水平、就业参与率、收入水平和产值水平，从提高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老龄社会应当是社会购买能力迅速提高的消费拉动型社会，特别是对老龄人口而言。只有老龄人口能够买单，劳动人口的贡献才能得到补偿，养老服务业才能健康发展，从而满足养老服务需求。

  发展银发经济要关注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服务供给和购买力。我国在2005年进入老龄社会时的人均GDP只有1732美元，而其他老龄化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人均GDP均在1万美元以上，未富先老在中国已经成为事实。

  同时，据国家老龄委调查表明，中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目前已超过1万亿元，2050年左右将达到5万亿元，而当前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总价值却不足1000亿元。且当前养老市场存在诸多问题，包括养老服务设施总量不足、产品种类少、服务层次低、政策不完善等。

  我国发展银发经济，一方面需要改善我国现有的老龄人口资产结构，通过建立保障能力突出、层次多样化的养老金储备账户体系，以提高社会购买力；另一方面，需要增加养老服务的供给，在产品总量、产品种类、服务层次各方面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制定有效的政策，提高老年人购买力和养老服务供给，首先需要建立良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鼓励发展多层次、多体系的个人养老金账户体系；其次，需提高人力资本在投资和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鼓励劳动者进行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储蓄；最后，支持养老服务业的创新与发展，以创新的服务模式推动个人账户养老金的积累，消除养老市场的现有问题。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