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封一）

  如今，Google的市值增长到4000亿美元，是2005年的4倍；而2014年赴美上市的阿里巴巴市值已跃升至3000亿美元，是2005年市值的60倍。同样，目前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互联网公司里，中国企业已占据四席，其中阿里巴巴、京东均是2014年登陆纽交所。

  从资本市场登顶回来的马云，开始力推电商国际化及农村电商。

  2014年的“双十一”购物影响到了海外，而“双十二”的线下促销又引领了一批“大妈”，结束了乌镇互联网大会之行，马云马不停蹄地赶往新疆和甘肃，去影响中国的西部农村，更大的“淘宝村”梦想正在孵化。

  然而，马云更重要的战略目标，乃是他互联网金融帝国。

  2014年10月中旬，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揭牌，支付宝、支付宝钱包、余额宝、招财宝、蚂蚁小贷及网商银行（筹）等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互联网金控集团。

  为何互联网企业发展如此迅猛？什么是互联网企业的核心战略？什么是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意义？这些问题的答案伴随互联网企业家的攻城略地，逐渐清晰。

  再看一位2014年疾速崛起的企业家——“为人不识雷布斯，便称英雄也枉然”。

  爱之者众，恨之者亦众。雷军看起来谦恭有礼，并不像很多互联网公司创始人那样锋芒毕露，在这个盛产劳模的圈子，他是劳模中的劳模，类似特点让他人缘颇好。

  不过现实是，小米的敌人，或者说潜在敌人正越来越多，在这些“敌人”眼中，小米一点都不友善。

  原因很简单，小米已不只是一部手机。雷军告诉记者，小米手环、小蚁摄像机、iHealth智能血压计、智能插座等，经过小米模式改造的传统产品已杀入用户生活，这还只是先锋部队。2014年，小米投资了25家智能硬件企业，未来三到五年内，这个数字将增加至100家。

  小米手机曾是一夜之间蹿起的一根竹子，现在，它要圈出自己的一片竹林。一个BAT之外的新势力正在诞生。

  2014年12月29日下午，雷军微博确认小米已完成最新一轮11亿美元融资，估值达到450亿美元。它的IPO，将是阿里巴巴之后又一个大故事。

  重塑：中国产能走向世界

  在改变国内互联网生态圈的同时，中国的网络力量也开始走向世界。而互联网之外，更多的中国力量正走出国门。

  2014年12月17日，百度董事长李彦宏出现在百度战略合作的发布会上，合作的另一方则是创建于美国的叫车软件APP Uber。

  “这类合作以前都是没有的。”李彦宏对记者表示，“对于百度来说，我们有自己的野心。我们希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球的很多国家和市场中，都能有很好的发展；不仅是传统搜索的发展，也更希望能在连接人和服务方面得到很好的发展。”

  而互联网之外，更多的中国力量正在走出国门。

  2014年，中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其对经济、外交、文化乃至国际政治格局所带来的影响极其深刻悠远。

  伴随这一战略的实施，在企业层面看到的是中国南车、中国北车、中国铁建、中国电建等基建大象们的频频出海、投资世界。

  2014年12月22日，总投资500亿美元、当前人类最大的基础建设项目——尼加拉瓜大运河在尼加拉瓜里瓦斯市正式动工。这标志着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为“雄心勃勃、对本国和全世界都很重要”的尼加拉瓜大运河，从图纸跃入现实。

  这是信威集团董事长王靖2014年最值得喝彩的事，从提出设想到开工建设，仅用了两年时间。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王靖难掩内心的激动。而在开工现场，王靖不仅见证了历史，更见证了HKND集团、徐工机械、葛洲坝、中国铁建等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身影。

  2014年，企业家们的出海史，之于当下中国经济新常态，究竟有何特殊意义？

  让我们把目光放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身上。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他走在最前，高密度出访，谈订单、签合同。

  2014年12月初，李克强在贝尔格莱德讲话时为中国企业家出海做了某种诠释。

  “中东欧国家经济基础扎实，自然资源禀赋好，科技教育水平高。中国13亿人口市场巨大，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体系完备，外汇储备充足。双方完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产业对接、共同发展。”

  中国的钢铁、水泥、玻璃、电力等富余而优质的产能，需要找到新的释放出口。

  如果放眼国际市场就会发现，许多国家面临着升级换代和改善交通装备与基础设施的艰巨任务，但却苦于资金匮乏。而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也需要寻找出口，使它以投资的形式得到增值。

  产业的国际化显然与资本全球化及人民币国际化密不可分。也唯有产业达到国际化，中国全球化格局才能根深叶茂。国际化的本质是开放与融合，在开放中优势互补，在融合中实现共荣共治。如此，中国的崛起则不再是威胁与虚言，中国的责任与担当也将水到渠成。

  传承：从1984至2014

  2014年，中国企业家与经济改革、宏观政策制定再一次出现“深度互动”，让人忆及1984年。

  2014年的中国企业家，不仅频频走出国门，还罕见地多次走进最高决策地。

  从中南海西北门进去，步行不久就能看到一座门口卧着威武石狮的建筑，一块镶金边的牌匾上写着“第一会议室”。

  这里是国家领导会见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学者、基层代表的地方，近年多了一批新的客人——企业家。

  翻阅日历，自2013年4月起，李克强五次“相约”企业家做客中南海。

  在2014年9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再次与中外企业家代表会面并进行交流。通过与企业家的交流座谈，决策层近距离地感知市场的脉动，真切地体会澎湃市场的动力。

  2014年，中国企业家与经济改革、宏观政策制定再一次出现“深度互动”，让人忆及1984年。

  1984年初，邓小平开始第一次南下特区视察。

  这一年，他正好80岁。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的柳传志40岁、张瑞敏36岁、王石33岁，南存辉最小，只有21岁，他当时的职业是修鞋匠。这一年，兴奋于邓小平描绘的改革蓝图，他们开启了自己的企业征程。

  1984年，尽管中国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大众汽车、卡夫食品等跨国公司经过艰难谈判后入华，但中国企业家与西方商业世界还是在两条平行铁轨上运行的列车，柳传志们所要解决的难题与乔布斯、戴尔截然不同。

  30年过去了，柳传志成了中国企业家的“教父”；张瑞敏已经是中国制造的代表；王石打造了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而人们一提到温州模式和浙商，首先想到的就是南存辉。

  当下诸多写著者提出，1984年是中国的公司元年。如此定义更深一层的原因，是1984年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做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

  此前，中国改革的主战场在农村，主要的推动力量来自国家领导人；此后，城市改革被迅速启动，一个阶层——企业家阶层逐渐萌芽、壮大、崛起。

  十八大以后，中国有了新的改革路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背后，企业家阶层是否顺势而起，成为新一轮改革的主力军

  经济学人张维迎在其宏文《中国经济转型与企业家精神》中提出：要企业家真正发挥作用，要建立市场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是政府建的，没有市场经济是政府建的。政府要做的是扫清市场的障碍，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的精神自然而然就来了。企业家是经济转型的核心之一。

  即便确认了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与历史贡献，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陷入了普遍的焦虑，其时代似乎正在逝去。

  摩托罗拉、诺基亚、索尼等曾经的标杆都已进入黄昏，即使是同时创立在1984年的戴尔、思科，如今也已巅峰不再，中国企业家面对下一个30年的自信来自哪里？

  在虚拟与实体的交叉、线上与线下的融合、传统与互联的碰撞背后，还记得雷军和董明珠那场赌局吗？

  这是2014年商界最有意思的对话，也开启未来中国企业家阶层一系列的命题：新常态下40、50后企业家如何与80、90后企业家合作、竞争？中国企业家阶层如何实现代际传承？

  古希腊大哲有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品味中国企业家的创新与扬弃、转变与坚持，或许更能洞察这个时代的变迁与趋势。

  （本报记者李小兵、温婷、朱楠、赵一蕙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