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既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中国迈向全球性资本强国的关键之年。我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只是寻求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的一种初始性安排。我国既要通过深层次改革提高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与金融系统的安全边际，更要审视与珍惜每一分出海资本的投资价值与区间收益，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扩大人民币国际行为空间，稳步拓展全球贸易新版图。力争到2020年，拥有支撑全球资本配置计划的货币力量杠杆。

  当中国和世界作别格外诡异的2014年之后，迎面而来的2015年，既有诸多的不确定性，更不乏一系列期待。

  知己知彼是大国战略博弈的基本前提，否则就会犯错误。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的战略家在谋划与美国的双边博弈时，其战略思维还带有太多的冷战痕迹。还没有来得及筑起金融防火墙的俄罗斯，极为单一的、极度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结构注定了经济竞争力的异常单薄，面对美国依然稳固的机制化霸权高墙，俄罗斯的脆弱性一览无遗，于是国际金融资本只要抓住一两个漏洞猛攻，就让俄罗斯经济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局。

  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复杂性、经济增长辐射力的全球性以及在全球经济棋局中的重要性程度，如今已很难用一句话或者诸多关键词来概括了。而细数2014年的中国经济表现与改革进展，笔者关心的已经不是中国是否真正完成年初制定的7.5%增长目标，也不是名义GDP稳步登上10万亿美元的新台阶，更不是牛头高抬的沪深A股行情，而是发改委在2014年5月端出的当年改革清单的执行情况。例如投资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国企改革、新型城镇化、社会事业等关键领域的改革到底进展如何。应当说，2014年我国政府在整体推动经济改革方面确实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尤其在财税体制改革（例如治理地方债问题）、金融体制改革（包括人民币汇率、提高存款利率上限、开启沪港通、组建民营银行以及存款保险制度推出等）、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户籍和土地改革、单独二胎政策实施等方面，均有一些突破性进展。但在至关重要的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落地、电力、油气改革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改革，依然说多行少。预计这些牵涉面极广、难度极大的改革又将成为2015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着力点。

  笔者相信，全球战略决策能力最强同时也拥有最多顶尖智库的美国，如今对中国经济趋势变迁的研究投入及相关成果，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中国对自身的研究进展。而梳理美国各类智库关于中国经济的一系列重要研判，我们发现，中国在5年前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不论愿不愿意事实上已经成了美国最为重要的全球性经济竞争对手。无论是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WB）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关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相关时间表的不断推出乃至提前到来，还是高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机构陆续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乃至以诺奖得主为代表的吹鼓手对中国经济的不时唱高，表面上是美国对中国成为全球性经济强国乃至资本强国的一种信号释放，本质上则是美国对中国可能获得“超级经济强国”门票的担心，而这张门票极有可能还由美国来颁发。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对美国金融资本及白宫决策精英来说，该是何种滋味？

  资本是能攻能守的全能兵器，也是彰显国家影响力的有力杠杆。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显著提速，近年来我国已逐渐从被动接受全球价值链的角色，开始向主动嵌入全球价值链乃至积极布控全球价值链的角色迅速转变。尽管从商务部统计的数据来看，去年1至11月，我国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1062.4亿美元）仍然大于非金融类对外投资金额（898亿美元），但笔者相信，我国在2014年已经成了净资本输出国。外管局日前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底，我国拥有的海外金融资产高达6.29万亿美元，对外金融负债4.49万亿美元，对外金融净资产1.8万亿美元。预计随着“一带一路”战略、“亚太自贸区”、“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的持续推进，我国资本的全球布局步伐将显著加快，我国很快就将拥有年输出3000亿美元资本的能力。

  只是同时我们也不应忘记，我国迄今为止输出的仍然是资金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资本。换句话说，我国企业携带的主要是储蓄资金而非资本强国经常出手的高效资本。我国目前高达49%的储蓄率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大约平均18%的储蓄率。换句话说，中国拿到国际市场上投资的，绝大部分是本国老百姓的血汗钱，而掌握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美国，不仅可以仰仗美元本位低成本对外投资，还可以通过强化美元来吸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资本的流入。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的人均资本只相当于美国的约25%，因此，中国必须加快金融改革、提升人均资本才能有效提升资本的投资质量。让人略感欣慰的是，今天我国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不仅显著高于国有企业（2013年民营企业权益税前利润率是国有企业的2.2倍），甚至还高于美国。这表明草根化的中国民营资本已初步具备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能力。

  中国成为净资本输出国，只是寻求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本的一种初始性安排。2015年既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中国迈向全球性资本强国的关键之年。中国既要通过深层次改革提高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与金融系统的安全边际，更要审视与珍惜每一分出海资本的投资价值与区间收益，稳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稳步扩大人民币国际行为空间，稳步拓展全球贸易新版图。力争到2020年，拥有支撑全球资本配置计划的货币力量杠杆。

  基于这样的战略目标，笔者以为，我国在2015年的金融改革立足点当是：加快利率、汇率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降低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国内相关市场主体的有效竞争，加大资本市场改革力度，谋得资本市场定价权，同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以制度建设与人才配置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切实提高金融系统的安全边际。在此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国有资本走出去，激活民营资本的海外投资热情，以敏锐的投资直觉与无所不在的风险意识审视每一分出海资本的投资价值与区间收益，配合“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与储备体系中的比重，在构筑全球贸易新版图的过程中显著提升中国资本的国际话语权。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