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拿捏
□张晓晖
中庸最大的意义正在于不走极端,不走极端就不会犯大错误,就不会倒退,进步慢一点没关系,稳稳当当地走,就很好了。超越实际的发展往往带来磕磕碰碰,甚至无端的灾难。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寻找到儒学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相通之处,发扬光大,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
儒学能维系专制社会超稳定状态两千年,自然有其特殊长处,因为儒学一直是两千年来国人的粮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儒学极广大而至中庸,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
儒学有两个特征:首先涵盖很宽泛,几乎覆盖了从个人、家庭到国家修养的方方面面。古代的老百姓不识字,但不是不懂儒学,因为儒家的传统思想早就渗透到了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
另一个是,中庸。中庸不是和稀泥,不是取平均数,不是好好先生,更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中庸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寻找事物的真理真相,究竟本来;第二,不走极端,采取最实际、可行的办法去做事,不把事情做过头。
因为儒家的中庸精神,儒家文化没有和其他流派产生过激烈冲突。比如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回头想想人生确实如此;比如学习要“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做人要“三省吾身,不迁怒,不贰过,贫而乐,富而好礼”;比如孔子讲孝悌,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也告诫老人要“老来戒得”,大家都很赞同。
也正是因为儒学的中庸精神,所以中国对外来的文化、宗教都比较友善,“请上座,敬香茶”,对外来文化吸收包容并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比如佛学进入中国之后,被文人们融合成了“禅学”,六祖慧能还写了一部坛经,“何处惹尘埃”、“风动幡动心动”的故事也流传下来,而寒山拾得的对话成了中国人为人处世的规范。
总说儒家文化导致闭关锁国,其实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读书人并不乏开放的眼光。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晚清四大名臣中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三个翰林,只有左宗棠学历低一点,是个举人。慈禧太后晚年犯混,对十一国宣战,正是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发起的东南互保,才避免了整个国家走向极端。晚清内忧外患,也促使儒学从宋明理学的窠臼中摆脱出来,从修身养性转向富国强兵,再转向救亡图存,可惜,历史给出的时间不够了。
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近代对儒家文化的态度也越来越走向极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理解,但当历史大河流过山涧,变得平缓之后,中庸精神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理乱之时,可以不拘泥方式方法,但治平之时,就要从革命的激情转变为执政的理性。
儒学的中庸精神有广泛的意义。翻开一部经济学说史,最初是亚当·斯密学派,奉市场为圭臬,但发展到市场原教旨主义就走极端了,因为市场也会失灵,要不哪里来的经济危机?于是,经济学主流从市场转向了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让全世界对计划经济情有独钟,认为政府可以计划一切,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后来还是碰了钉子,连老牌资本主义英国也被迫启动了撒切尔新政。后来出现了新古典综合派,将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精髓融合,将市场主导与政府关键时刻的干预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就是中庸的价值取向。
中庸最大的意义正在于不走极端,不走极端就不会犯大错误,就不会倒退,进步慢一点没关系,稳稳当当地走,就很好了。超越实际的发展往往带来磕磕碰碰,甚至无端的灾难。
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思想方法都来自儒学,比如说“三老四严”的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活到老学到老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反对封建迷信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
放眼当下,以德治国的依据也来自儒学,儒家是粮店,很多东西都能从谷菽稻麦五谷杂粮里找到依据。“富而好礼”,所以不可以开车撞人,更不能撞人之后“我爸是某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所以要查处通奸偷情包二奶的丑行。
最初看很多贪官照片上网,觉得有点过分,这是否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呢?转念一想,既然官员吃皇粮,薪水来自税收,那就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纳税人就有知情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理该相辅相成,但不能相互替代,宣扬教化很必要,对作奸犯科者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更不能少。只是教而后诛,更顺理成章一些。
复兴儒学来得正是时候。只是,我们要以中庸的精神对待中庸的儒学,幻想树起儒学的牌位,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现实。孔子不是神。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寻找到儒学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相通之处,发扬光大,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
(作者系投资人,知名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