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晖

  中庸最大的意义正在于不走极端，不走极端就不会犯大错误，就不会倒退，进步慢一点没关系，稳稳当当地走，就很好了。超越实际的发展往往带来磕磕碰碰，甚至无端的灾难。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寻找到儒学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相通之处，发扬光大，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

  儒学能维系专制社会超稳定状态两千年，自然有其特殊长处，因为儒学一直是两千年来国人的粮食，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儒学极广大而至中庸，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观。

  儒学有两个特征：首先涵盖很宽泛，几乎覆盖了从个人、家庭到国家修养的方方面面。古代的老百姓不识字，但不是不懂儒学，因为儒家的传统思想早就渗透到了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

  另一个是，中庸。中庸不是和稀泥，不是取平均数，不是好好先生，更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中庸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寻找事物的真理真相，究竟本来；第二，不走极端，采取最实际、可行的办法去做事，不把事情做过头。

  因为儒家的中庸精神，儒家文化没有和其他流派产生过激烈冲突。比如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回头想想人生确实如此；比如学习要“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做人要“三省吾身，不迁怒，不贰过，贫而乐，富而好礼”；比如孔子讲孝悌，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也告诫老人要“老来戒得”，大家都很赞同。

  也正是因为儒学的中庸精神，所以中国对外来的文化、宗教都比较友善，“请上座，敬香茶”，对外来文化吸收包容并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比如佛学进入中国之后，被文人们融合成了“禅学”，六祖慧能还写了一部坛经，“何处惹尘埃”、“风动幡动心动”的故事也流传下来，而寒山拾得的对话成了中国人为人处世的规范。

  总说儒家文化导致闭关锁国，其实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读书人并不乏开放的眼光。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晚清四大名臣中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三个翰林，只有左宗棠学历低一点，是个举人。慈禧太后晚年犯混，对十一国宣战，正是张之洞、李鸿章、刘坤一发起的东南互保，才避免了整个国家走向极端。晚清内忧外患，也促使儒学从宋明理学的窠臼中摆脱出来，从修身养性转向富国强兵，再转向救亡图存，可惜，历史给出的时间不够了。

  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近代对儒家文化的态度也越来越走向极端，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理解，但当历史大河流过山涧，变得平缓之后，中庸精神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理乱之时，可以不拘泥方式方法，但治平之时，就要从革命的激情转变为执政的理性。

  儒学的中庸精神有广泛的意义。翻开一部经济学说史，最初是亚当·斯密学派，奉市场为圭臬，但发展到市场原教旨主义就走极端了，因为市场也会失灵，要不哪里来的经济危机？于是，经济学主流从市场转向了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让全世界对计划经济情有独钟，认为政府可以计划一切，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但后来还是碰了钉子，连老牌资本主义英国也被迫启动了撒切尔新政。后来出现了新古典综合派，将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的精髓融合，将市场主导与政府关键时刻的干预结合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就是中庸的价值取向。

  中庸最大的意义正在于不走极端，不走极端就不会犯大错误，就不会倒退，进步慢一点没关系，稳稳当当地走，就很好了。超越实际的发展往往带来磕磕碰碰，甚至无端的灾难。

  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思想方法都来自儒学，比如说“三老四严”的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活到老学到老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反对封建迷信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

  放眼当下，以德治国的依据也来自儒学，儒家是粮店，很多东西都能从谷菽稻麦五谷杂粮里找到依据。“富而好礼”，所以不可以开车撞人，更不能撞人之后“我爸是某某”；“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所以要查处通奸偷情包二奶的丑行。

  最初看很多贪官照片上网，觉得有点过分，这是否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呢？转念一想，既然官员吃皇粮，薪水来自税收，那就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纳税人就有知情权。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理该相辅相成，但不能相互替代，宣扬教化很必要，对作奸犯科者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更不能少。只是教而后诛，更顺理成章一些。

  复兴儒学来得正是时候。只是，我们要以中庸的精神对待中庸的儒学，幻想树起儒学的牌位，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不现实。孔子不是神。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寻找到儒学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相通之处，发扬光大，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

  （作者系投资人，知名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