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通缩风险已成今年经济运行最大现实威胁的现实，今年应及时根据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加强流动性管理，通过逆回购、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和常设借贷便利等政策工具，灵活提供流动性，保持全社会流动性总体宽松。鉴于货币政策在调结构上效果有限，不宜过于细化定向到具体行业或投资项目，未来应改变名义积极、实际保守的政策基调，而采取更大力度的全面减税，真正体现财政政策更积极、更主动、更有力度的取向。

  □王 军

  如何判断2015年物价形势，全面认识由产能过剩、需求下滑可能导致的全面通货紧缩风险，做好应对全面通货紧缩的政策储备，已成2015年宏观调控面对的紧迫挑战。

  综合宏观、微观以及向上、向下影响价格运行的因素，今年物价涨幅收窄、下跌压力将大于去年。预计居民消费价格CPI涨幅将继续小幅走低，落在1.5%-2.5%这一较低区间内，工业品价格指数PPI转正或遥遥无期，其涨幅将落在-1.5%至-2.5%这一区间内，全面通货紧缩的风险不断加大。

  我国经济眼下正处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关键期，预计今年GDP增速调控目标或为7%左右，比去年7.5%的调控目标和7.4%的实际目标又下了个小台阶。物价一般是总需求的滞后指标，因此，总需求缓中趋降、降中趋稳将加大通货紧缩压力。再从货币条件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仍处历史高位，M2增速预计在12%至13%之间，与前几年相比属偏低增长。因此，尽管当前货币存量较大，但显然不具备物价大幅反弹所需的货币条件。相反，鉴于总需求欲振乏力和产能过剩压力不减，今年CPI走势很可能会延续去年下半年的台阶式震荡下行走势。

  看看影响去年大宗商品下跌的诸多因素，短期内都很难有重大改变，这也就决定了今年大宗商品恐将进入“惯性下滑”状态，由此将直接影响国内包括成品油、铁矿石、金属在内的上游原材料价格，进而影响PPI采掘、化工类工业价格以及CPI交通类的燃料价格、居住类的水电燃气价格的调整。

  自中央实施“八项规定”等一系列整顿作风的新举措以来，公款消费得到有效遏制。商业用房、高档汽车价格出现一定幅度的理性回归，短期显著降低了市场需求，压制了物价上涨势头。但就长期而言，这是市场供求关系、价格形成机制的理性回归，能更准确地反映居民消费价格实际水平，是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表现。

  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确实对CPI有重要影响。但在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的年份，劳动力成本对CPI的影响显著减弱，基于服务项目的上涨幅度大幅低于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笔者认为2015年劳动力成本上升对CPI影响有限。

  面对通缩风险已成今年经济运行最大现实威胁的现实，反通缩也就成了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反通缩，首先要积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保持CPI温和上涨。今年应及时根据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变化加强流动性管理，通过逆回购、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和常设借贷便利等政策工具，灵活提供流动性，保持全社会流动性总体宽松，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适度平稳增长，货币供应M2增速宜保持在13%左右，以使银行间利率维持在合理区间；尽快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尤其降低服务薄弱领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减少汇率变动对物价的冲击；信贷政策加大向民生领域、三农、战略性新兴产业、中西部地区倾斜，不断加强对实体经济、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

  宏观调控不能光靠货币政策单打独斗，货币政策毕竟还是总量政策，对资金定向流动很难监控，在调结构上效果有限，不宜过于细化定向到具体行业或投资项目。有鉴于此，未来应改变名义积极、实际保守的政策基调，而采取更大力度的全面减税，真正体现财政政策更积极、更主动、更有力度的取向。鉴于国家层面债务率仍安全可控，中央政府可考虑适当增加赤字规模至17000亿至19000亿、提高赤字率至2.5%-2.7%左右，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逐步有序地转移到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全面重组债务。

  财政政策中还有很多效果很好的结构性工具，应适时出手，比如给服务业减税，给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小微企业的资本支出以贷款贴息或坏账准备金补贴的方式给予支持，以定向减税、减负、贴息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政策，给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小微企业真正的实惠，等等。以推动税制改革为突破口，逐渐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建立和完善以居民财产、行为为课税对象的直接税税制。

  2014年楼市、股市走出了冰火两重天的巨大反差行情。无疑，未来稳增长和调结构都需重视发挥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独特作用。当前需要防止的两个倾向是：一是不顾复杂多变的经济基本面和仍然孱弱的微观企业业绩，对资本市场盲目乐观、盲目看多而使资本市场的历史顽疾复发，从而再次损害人气，损伤经济；二是过分夸大并自我强化“泡沫论”、“全面崩盘论”等耸人听闻的消极论调，对房地产市场过度悲观，引发上下游产业链凋敝、投资放缓、失业率增加乃至危及社会稳定等更严重问题。为真正促使股市释放财富效应，应努力培育“慢牛”、“健康牛”，而非“快牛”和“疯狂牛”，尽力呵护来之不易的繁荣局面，不断鼓励投资者和上市公司对于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对于房地产市场，应着力引导合理需求的有序释放，尽可能延长和平缓房地产去存货的过程，让风险的释放更自然、平稳，避免楼价大起大落，避免对就业和民生、地方财政及银行资产的过度冲击。为此，需要微调房地产市场相关政策，加快建立房地产价格稳定的长效机制，尽快稳定并改善市场过度悲观的预期。考虑到商业银行已大幅收紧了房地产贷款业务，未来可考虑适当放松对上游房地产开发的贷款，避免资金链断裂引发结构性乃至系统性风险。

  当前偏冷运行的物价，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深化价格改革，而深化价格改革，应摒弃以调代改的认识，坚持价格杠杆的市场形成机制改革方向，让市场供求关系成为价格决定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力量，尽可能缩小政府制定和干预价格的范围和程度，真正形成有效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企业真实效率、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机制。今年价格改革重点，应是彻底改革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分步推进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按 “放开两头、监管中间”的思路加快推进电价形成机制，推动铁路运价改革提速，全面放开药品价格和大部分医疗服务价格，加快改进市政基础设施价格的形成、调整和补充机制。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