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的先见之明

  ——读《信徒的国度》

  ⊙三 文

  2015年开局不妙。新年刚过去七天，法国就突发血腥事件：一群武装分子闯入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 位于巴黎的总部开枪射杀，造成17人死亡。《查理周刊》曾刊登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引起穆斯林团体抗议。事件震惊了全球，元月11日，巴黎城区举行反恐大游行，德国总理默克尔、英国首相卡梅伦、意大利总理伦齐、西班牙首相拉霍伊等欧洲及非洲约40个国家的政要悉数参加，有民众手持“用民主对抗野蛮”的标语牌在屋顶上挥舞。

  此事也激发了世界各方舆论的激烈争辩，“言论自由第一”与“宗教信仰第一”孰先孰后又在正面交锋。这种二选一式的绝对化争论，当然不足以引导向真理，其本质是一种简单思维。也正因此，在这个沉重的时刻重读V·S·奈保尔《信徒的国度》显得特别合适。这本书看似奈保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伊斯兰世界的一次游历感想，本质上却是对于伊斯兰世界的一次历史回顾与现状反思。

  比起奈保尔的代表作“印度三部曲”，《信徒的国度》在我国的反响相对低调。多数评论似乎总是对于奈保尔的印度裔身份念念不忘，这或许源于中印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与后发国家的公共特色，国人总是希望从奈保尔对印度的评价中，找到我们对于中国在世界位置的定位。按照奈保尔的背景，如果选择后殖民之类方式，本当既讨巧又舒服，但是他的文学道路，一开始就基于所推崇的普世文明，其价值判断与此紧密联系，这导致他的批判不留情面，无论对于很多人认为他的母国印度还是伊斯兰世界抑或非洲，他因此冒犯了很多人，甚至连萨义德都批评他的著作“有点白痴和侮辱性的理论”。

  不过，公允地说，奈保尔与一般刻板印象中的印度裔并不完全相符，他是第三代移民，成长在英语环境中，他的父亲已对于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虽然出生于大英帝国的边缘殖民地，奈保尔所受教育算得上是在英联邦较好的教育，他18岁就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毕业后在伦敦结婚并开始其写作生涯，为BBC等国际媒体撰稿，最终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回到《信徒的国度》，奈保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花了7个月时间，游历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接触了不同阶层的人，从名流政要到乡间路人。他不仅描绘出这些国家在世俗社会与信仰国家之中的挣扎与反复，更在思考不同文明世界的互动问题，宗教与物质如何并存，先知是否还告诉人民一切，人类文明如何延续？

  奈保尔出身印度教家庭，但他却并无明确的宗教信仰。行文之间，他冷静甚至不乏诗意地描述了伊斯兰世界重建各种信仰的努力。伊斯兰教作为后起的世界性宗教，几乎界定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奈保尔认为这与欧洲基督教与家庭生活的关系有所不同。“信徒的国家”问题也在于，当旧有宗教信念被灌输到社会形态之中，甚至将国家镶嵌到宗教之中，那么很多问题就从此纠缠在一起——但这样的国家，在“信仰的规定多如牛毛”的同时却存在“政治上却毫无限制”。纵然社会问题丛生，但宗教成为政客手段与护身符，所有问题往往被很多人归结信仰不够坚定，于是变为无休止的回归正信，贫穷、不公等问题也化身为宗教问题而激发社会矛盾。即使出自同一教会，因为理解经典不同而分裂成不同教派，争论不休。例如巴基斯坦当年刚从印度作为穆斯林国家独立出来，奈保尔在巴基斯坦遇到一位穆斯林女性，教育出众而且信仰坚定，但是这位女性却很无奈地告诉奈保尔，国家法律刚刚规定她不是穆斯林，就因为她属于艾哈迈迪耶教徒。

  另一方面，世界在变化，传统如何延续？信徒的国家在感受到强大文明的同时，焦虑以及困惑并存，这就是导致了一边排斥一边依赖的畸形困境。典型如七十年代流行的一本伊朗小说《外国人》的描述。这是一本女性作者写的小说，讲述一位伊朗女性，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家庭、事业倶在，但偶尔一次回乡，一次小病，让她最终决定放弃美国的一切留在伊朗，在弃绝中得到静谧，“即将弃绝过去焦虑而充满肤浅的工作，以及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她回去参拜清真寺，时时敬谒圣地，她会裹上黑色的四角头巾。”——甚至她的病，起因只是一个溃疡，也被认为是一种“西方病”。

  奈保尔一边指责这个故事回避政治，但在纯真烟雾之下“充斥着女性遭受的暴行、无助与挫败”，一边指出这种“弃绝”的不彻底与荒谬，例如生病仍需依赖美国医疗器具以及医疗技术，却否认其价值称之为“精神荒原”：“这般一厢情愿的期待——期待别人去赓续创造，期待那些外国人，意即他们所代表的文明，现代社会运作不可或缺的文明，赓续运作下去——隐含在弃绝尘俗的行为中，也是弃绝尘俗的一大痛处”。

  阅读《信徒的国度》，不仅因为时事，也不仅因为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代表作，更因为他目睹的种种狂热、平庸、愤怒、矛盾等等，理念必须基于现实与历史才有生命力，奈保尔恰好提供了一个反思的窗口。

  阅读奈保尔的过程，是不断受到挑战的过程，从智力到经验皆是。这也在于他穿梭于不同世界，却秉承同样水准的洞察力，不会为炫目把戏以及新鲜名词所遮蔽，其深邃的洞察力令人佩服。《信徒的国度》基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旅行，其时伊斯兰世界革命欣欣向上，但是奈保尔的观察与断言却窥破其局限与缺憾，超越时代同辈，直到今天也为他的先见之明所佩服。

  一切或许正是基于思维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