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为维持欧元区通胀率稳定，欧洲央行拟在本周四宣布启动量化放松（QE）计划。瑞士央行闻讯抢先一步于上周四意外宣布放弃保卫瑞郎对欧元1.20的汇率下限。在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看来，通过OMT购债计划祭出QE，或是应对当前欧元区通缩的最佳选择。几天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PPI延续创纪录的连跌势头，去年12月同比下降3.3%，降幅达到两年来最大，显示中国也正面临全面通缩的风险。有不少人为此呼吁以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不过，笔者却认为，我国的情形与欧元区有很大区别。

  欧洲央行之所以急不可耐推出OMT购债计划，是因为欧元区12月CPI年率初值下降0.2%，这已是欧元区连续第22个月低于欧央行设定的略低于2%的通胀目标。欧元区通胀自2012年8月起放缓，在2013年10月跌破1.0%，并于2014年7月降至0.5%以下。如这种趋势持续，或意味着欧元区经济形势大幅恶化。另外，欧元区11月失业率仍然高企，为11.5%。数据表明，欧元区技术性通缩正式来临，加之当前欧元区经济产出疲软，失业率接近记录高位，商业投资也在下滑，为此，德拉吉认为，欧洲央行购买主权债券的全面QE非得推出不可。不过，从特里谢到德拉吉，欧洲央行在过去7年一直设法避免全面QE。为此，还使用了大量创新工具，因而欧洲央行曾一度被视作全球货币政策“创新能力”最强的央行。在危机时期，欧洲央行启动过证券市场计划(SMP)及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和超长期再融资操作(TLTROs/VLTROs)。而担保债券购买计划(CBPP)在2009、2012和2014年也曾三度出现，资产支持证券购买(ABSPP)则是最近的新操作。总体来看，这些非传统货币政策的初衷，均希望能为市场提供廉价的流动性并拉动经济。但是，QE是永久性提供并增加货币总量，而欧洲央行的操作并非“有来无回”，许多政策本质上都是对冲操作而已，这也就最终影响了欧洲央行行动的效果，甚至事与愿违。在美国经济逐渐复苏的背景下，欧元区经济非但未能走出低谷，还越来越深陷泥潭。事到如今，政治因素也罢，经济数据也好，欧洲央行最不希望见到的全面QE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再看我国，乍一看，去年12月及全年的经济数据似乎预示了今年经济仍有较大下行压力，换言之，我国已进入通缩风险区。但是，究竟今年通缩是否真会变成现实，笔者以为还不能妄加判断。因为，我国经济正全面进入新常态。而经济新常态就意味着经济结构调整在向纵深推进，转型步伐在进一步加快，改革力度会更大，而传统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即投资、消费与出口将被适应新常态的三大新支柱所取代，即结构调整后的新“三驾马车”、新兴城镇化建设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三大战略”的实施。但在以新换旧的“腾梁换柱”时期，经济增速必定下降，有时还要忍受一段时期的通缩，这都是符合规律的正常的经济现象。只要今年GDP增速保持在7%左右，CPI保持在1%至2%之间，GDP与CPI之差维持在5%左右，那就不用担心会出现真正的通缩。那些一看到经济增速下行，就马上向政府伸手要刺激政策的思路和行为都是不明智的，这看似为了中国经济增长好，但恰恰破坏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反添其乱。再说，目前我国M2增速较名义GDP增速高出4至5个百分点，明显超出2000年至2013年的平均水平(剔除较为特殊的2009年后只有1.5个百分点)，广义货币存量已在120万亿左右，M2与GDP之比在200%左右，鉴于存量货币池子已很大，现在的货币供给并不算慢，因此，不能骤然进一步放松。或者说，一定要坚持松紧适度。

  同样是应对通缩，最终效果却未必一样。欧洲央行在欧元区开展痛苦的结构性改革之前就做足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文章。但宽松一定要先于改革而来吗？或者至少会相伴而来吗？欧元区一些国家的政府，受量化宽松的提振，为了取悦选民，开始重新放任开支。但市场似乎表明，欧洲央行确定的继续推进量化宽松政策的消息能对欧洲股市产生短暂的积极作用。欧洲央行祭出QE或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低效，治理通缩效果恐怕也很有限，因为，欧元区供给方面的改革尤其结构性改革依然滞后且缺乏动力，增长前景依然暗淡。

  而我国正在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要求，只要坚定不移调结构，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在“十二五”收官之年，经济质量定会有很大提升。今年只要在金融政策上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各种工具组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更重要的是，如能继续实施定向调控，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那就一定能走出通缩“风险区”，逐步进入经济新常态所追求的增速适宜、结构优化、物价稳定、社会和谐的“安全区”。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银行业研究与诊断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