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的身上，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世界上有一种人：命运女神的宠儿。

  15岁考入复旦少年班，没毕业就出国留学。20岁在美国拿到计算机硕士学位，那一年，是1989年，大多数国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

  10年后，作为携程“四君子”之一，创立携程。2003年携程上市，他成为亿万富翁。在这个时代，财富与成功企业家的身份并不稀罕。罕见的是，2011年他拿下了世界名校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在学生与学者身份上的进与退，与作为携程掌舵者的企业家身份的退与进……进退之间，梁建章似乎还在寻找自己人生最大的价值点。

  强力回归

  在觉得“看不到竞争对手”的2006年，梁建章觉得“人生还能干点什么其他的事”，卸去携程CE0职务，赴美攻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

  当时携程在国内在线旅游业的霸主地位无可撼动，艺龙一直被携程压制，去哪儿网初创不久前途未卜，同程和途牛等都还处于草根创业阶段。

  不过，当领头羊打瞌睡的时候，竞争对手却借中国互联网产业迅猛发展的东风而野蛮生长。2013年，创新几近停滞的携程，遭遇来自竞争对手的“群狼”攻击。当年3月，主要身份是人口研究专家、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的梁建章，被携程董事会重新任命为CEO，回归携程。

  采访梁建章之前，有人用“孤傲”二字来形容对他的印象。不过，当记者走进他在上海福泉路99号携程总部办公室开始专访时，记者发现他并非不善辞令，他只是不喜欢说废话。他的大脑似乎总是处于超级运算状态，只对问题的核心和实质进行反应。据说他回归后有几次开会，有人汇报工作讲空话和套话，被他打断叫停，令发言者几乎下不了台。

  对于结束北大教授课程，回归携程的原因，他向记者坦言，随着网络和搜索引擎的崛起，很多人通过网络来搜索关键字的机票、酒店信息，这一部分携程一开始没有太多重视，没有做到行业的领先，在移动互联上的创新也不足。

  携程内部员工对梁建章的评价是：讷于言而敏于行。他回归后，公司最大的变化是，许多问题再也不是“议而不决”，而是能够“当场拍板”。他一改此前携程在产业布局和并购上“温吞吞”形象，回归不到一年，就启动和投资了几十个项目。

  2014年5月，携程在途牛美国上市前夕闪电出手，以1500万美元持有途牛超过3%的已发行股票。携程投资同程则更富戏剧性。2014年4月16日，艺龙和同程在北京举行“艺起同行”发布会，宣布两家联手，共同御敌，目标直指携程。但半个月不到的4月底，携程宣布以超过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同程约30%的股权，同程转投携程怀抱。

  这就是梁建章的商战风格，思定之后，行动“快、狠、准”。对于艺龙、去哪儿等竞争发起的价格战，他采取了“血腥”的方式迎战。他撂出的狠话是，“对待非理性的对手只能用非理性手段。”

  二次创业

  谈到回归两年后携程的改变，梁建章总结为“三化”：移动化、平台化、重塑创新文化。梁建章大刀阔斧，在携程内部实施“拇指+水泥”战略，全面拥抱移动旅游时代的“二次创业”。

  梁建章亲自带领一支团队发展移动业务。“无线是一个几百人的大团队，现在全公司都围着他们转。”梁建章的目标是，携程们的手机应用应该是全世界最领先的，从产品丰富度、设计、客户体验来说“都要最领先”。

  在公司的发展战略上，梁建章则力推“双平台”战略：携程内部形成众多拥有创业与创新单元（主体）的平台；携程网则要成为覆盖旅游全产业链的一站式服务平台。

  “整个公司要变成很多小的创业公司，让员工有创新的激情和条件。”梁建章的做法是，每个产品或者新业务、新项目都有自己独立的职能，赋予决策权，同时还有资金支持、激励机制。各事业部下也成立小团队，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能动性、容错空间去快速推出创新产品。

  在打造携程一站式旅游服务平台化上，无论是对一嗨，易到的投资，还是对同程，途牛的入股，以及吸收全球最大在旅游公司Priceline的资本，梁建章均是以自身平台为基础，接入更多外部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吃、住、行、游、购、娱的全产业链布局，提升产品丰富度和价格竞争力。

  人口经济学

  相比在谈论携程发展时的惜字如金，梁建章在自己作为学者身份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上，则愿意开口得多。他还出版了专著《中国人可以多生！》。

  在美国念完博士之后，他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Edward Lazea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 Becker进行研究。研究重点是人口与创业、创新的关系。他的研究显示：未来几十年里，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出现巨大变化，拖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的人口问题不是太多，而是生育率已经过低。我们的研究显示是1.4，这个生育率在全世界都排在末尾。”在他看来，这么低的生育率，会引起非常典型的倒金字塔型结构，人口结构严重老化，对整个经济的活力会产生重大影响。

  他认为，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程度跟现在的日本差不多。即便中国要爆发出“盛世”，也要被人口结构给打断了。梁建章分析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的数据发现，越是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创新的质量就会越差，创业活动和活力越少。

  “中国不但应尽快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更要在不久的将来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他一直在各种场合公开呼吁。

  对于携程，他定下的目标是，在2020年市值达到300亿美元。但在记者看来，对于他个人内心来说，如果因为自己的研究，推动了中国的人口政策的改变，他也许会更开心。

  记者问，如果到年老时用一句话来总结一生，他希望是什么话。

  “除了做一个成功的旅游公司之外，对人口经济学有比较创造性的研究。”梁建章回答道。

  记者问及另一个问题，他钦佩的人是谁。他给记者的答案是：弗里德曼和李光耀。

  而在携程一枝独秀的2005年，面对几乎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儿子的父亲”。

  不同的回答，或许就是梁建章这十年人生进退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