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融资贵与市场体系流动性多并存的货币“悖象”，是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与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商业模式甚至生存动力密切相关。是因为货币配置方向迷失、机制扭曲和行为“功利”所形成的货币自损、自残和自灭的市场苦局和苦果。解开这种“悖象”，既需必要的时间过程，又需周全的系统应对；既需解决货币运行的过程理性，又需协调货币效率的对象公平；既需持续放大货币的财富效应，又需合理调整市场的利益格局。

  当下，实体经济融资贵（钱贵）与市场体系流动性多（钱多）并存的货币“悖象”，正成为一个被不断拉长的市场大问号，使市场尤其是货币政策管理层，变得愈发纠结。

  据央行上周四发布的数据，去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78万亿，不仅比2013年多增8900亿元，而且高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初期2009年创下的9.59万亿历史纪录。与此同时，全部贷款利率加权水平抬升了约10%。据此有人做过测算，去年全社会新增融资量有50%以上被用来偿还各类债务利息。

  依笔者之见，我国市场中的流动性充盈是客观存在，但货币资金配置机制的结构性错位与行为过程的选择性迷失，导致实体经济获取货币资金配置的相对份额下降与绝对数量不足，形成货币的名义总量与实际效用的不协调、不匹配和不合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货币效用趋势性衰退，才是融资贵的根本原因。从本质上说，实体经济融资贵，虽然受不同主体、不同时期风险溢价状况的约束，但仍是由融资少的供求关系所影响的，并非所谓价值规律失灵的一种特例。

  这种“结构性错位”和“选择性迷失”的货币效用衰退过程与趋势，集中表现在“一只漏斗”、“一张温床”和“一处洼地”上。

  所谓“一只漏斗”，是商业银行贷款持续以增量方式“漏”向僵尸企业，致使资金配置“钱到地头死”。这种因历史原因积累所形成的自愿被绑架的行为方式，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财富效应无关，维系原有存量债务的账目式运转是唯一目的。而且这一过程中的资金价格被人为化和随性化，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据相关研究报告，自2009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此类贷款累计发生额约40万亿。期间虽也采取了坏账核销的方法动态消化，但目前存量仍在10万亿左右，占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现有总量八分之一强。

  所谓“一张温床”，是商业银行贷款特别眷恋地方政府平台企业和房地产企业，致使资金配置“钱到地头烂”。这类合作对象由于对利率不敏感或存在超额利润，对商业银行完成阶段性经营目标，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催化作用。因此，商业银行在主动创造此类合作条件与空间中，变得近乎迷醉和疯狂。我国当前逾10万亿地方政府平台贷款，约16万亿房地产开发贷款，正是这张“温床”效应作用的必然结果。

  所谓“一处洼地”，是商业银行资金更多具有直接、间接流向虚拟经济与市场“洼地”的惯性力量，致使“钱到地头虚”。客观上说，市场无风险利率与实体经济有风险收益的“倒挂”趋势和格局，大大增加了货币资金流向虚拟经济的“外溢”诱惑，形成商业银行资金配置“脱实向虚”的现实环境压力。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不够精细，尤其行为选择短期化、功利化和分割化，则是造成资金“外溢”的重要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商业银行的配合，贷款资金在实体经济内“空转”后，是难以流向虚拟经济和市场的。或者说，在商业银行有效监控下，贷款资金“外溢”十分困难。这些越来越大、越来越多涌向虚拟经济与市场的货币资金，更多只有“钱生钱”的财富单向效应，基本没了“钱介物、物生钱”的财富复合效应。更糟的是，这一“洼地”聚集的能量，在某些时候和某种情形下，还直接和间接导致货币工具的失效甚至背离。

  这种“漏斗”、“温床”和“洼地”现象，虽然表现方式不一，体现程度不同，但都有慢性侵蚀经营机制的特征：通过“漏斗”，漏出了本应是风险损失的利润，损失反倒成了利润；通过“温床”，滋生了本应是业务包袱（债务的高杠杆）的资源，包袱反倒成了资源；通过“洼地”，拾取了本应是经营陋习（钱生钱模式）的宝贝，陋习反倒成了宝贝。

  货币配置方式、对象和过程的部分变异，一方面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持续扭曲，实际效用大为下降，政策管理预期与市场目标结果的反差越来越大，有时甚至南辕北辙；另一方面货币资源被直接或间接的成本化和损失化，变成了形式上存在而实际上消失的“名义货币”、“沉淀货币”、“账单货币”和“无效货币”。

  其实，货币“悖象”是一种假象，商业银行货币资金配置过程行为异化所形成的货币资源对实体经济配置的绝对不足，是因为市场流动性总量的结构错位所掩盖的货币效率对虚拟经济影响的相对过剩。总之，是因为货币配置方向迷失、机制扭曲和行为“功利”所形成的货币自损、自残和自灭的市场苦局和苦果。对此，需要特别警惕的是，代表市场中流动性的货币资源，正在渐变式、麻醉式和互动式消失其中介实体物质并增值的本质属性，失去其基本的价值和存在意义。

  这也是我国经济眼下面临通货滞胀而不是通货膨胀考验的重要原因。M2总量与CPI、PPI水平的不协调，CPI与PPI走势的反向扩大，就业与物价的背向等，除了消费、产业、收入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和转型等因素外，看似巨大的市场“货币量”，参与中介实体物质的绝对量在相对减少，加上货币流动速度衰竭式下降，才是问题的关键和本质。

  这种货币“悖象”，是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与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商业模式甚至生存动力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商业银行取得了并始终维系着超利润的市场地位，在多数情况下，这是夹杂于“货币无效化或低效化”过程中的。因此，解开这种“悖象”，既需必要的时间过程，又需周全的系统应对；既需解决货币运行的过程理性，又需协调货币效率的对象公平；既需持续放大货币的财富效应，又需合理调整市场的利益格局。概而言之，在遵循和坚持“问题导向、系统谋划、统筹兼顾、重点突破、机制完善和动态格局”的原则基础上，以理性货币配置的过程为主轴，以扼制“货币无效化”的行为为主线，以切割“名存实亡”的“僵尸”货币为主导，真正形成由管理制度+市场规则约束的货币流向路径、管理模式，真正构成由实体经济的优良结构支撑的货币运转有效、有用化体系，才有望真正建立更多粘连实体经济内张力和外扩力的货币运行机制。

  （作者系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起草专家之一，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