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世存《人间世》

  ⊙胡飞雪

  余世存先生是我们时代的观察者、思考者。读他的书，如翻山越岭，横看、竖看，或岭、或峰，或丘、或壑，皆是景致，皆有妙趣，皆见美理。他字斟句酌创作的《人间世》，有独醒，有众惑；有叹息，有赞誉；有幽愤，有尤怨；有棒喝，有澡雪；有照抄照搬，有自铸伟词；有思接千载，有视通万里；有上下求索，有拔剑四顾；有无情解剖他人、解剖自己，也有理性欣赏世情、褒扬人性。

  比如，透过“世相”篇，余世存像个神经外科医生无情解剖家庭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多愿意跟外人相处，而少有精力跟父母家人相处，以至于再不回家看老人就算违法了。没有两三代人的家庭生活难以说有什么家风家教，我们多是‘失败’的，既没从上一代得到什么教益，也难以向下一代传承自主自信的经验。要命的是，我们很多人对此无知，我们是传统批评所说的缺家教的几代人。”很多人在家里的表现无法叫人恭维，到了社交场所，其表现还是令人失敬：京内京外朋友聚在一起，等饭的时候很安静，大家都在看手机。朋友说，看来服务员只要给大家发图书就可开饭了。大家乐，感慨而又无奈。这种场景司空见惯，而作者却有惊人的发现、发掘：“是的，不管我们多么成功或多有文化，只要在这面对面的交流中无话可说，或只看手机，那不仅是没礼貌，而且参与了技术对生活的绑架……”

  论及本书的思想锋芒，笔者最欣赏“读书”篇中的内容：“大脑的读写能力据说是几千年才培养出来的，现在正遭遇挑战。调查者的数据显示，我们每周读印刷品的时间已经可以分钟来计算了。网络世界最不提倡的就是从容、缓慢的阅读、以及全神贯注的思考。网络就是转移注意力的代名词，网络公司是做分心生意的公司，它使大脑成为真正的跑马场，使心思与时浮沉。”想想，当阅读成了据流量计取费用的时候，当阅读成了配合电话运营商完成一单生意的时候，还会剩下什么？

  在“权力”篇和“资本”篇，作者对权力和资本的解剖刀刀见血：“在某种意义上，（学生时代的排名次、排座次）这种势力也是一种丛林法则。我国人多终生染上了学生时代的毛病和认同了丛林法则，很少懂得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人生意义。”在权力导演一切的舞台上，“资本目前仍是以婢女、恶棍和某种福音相混合的形式出现的。它重构了中国，但它还没有魄力和信心表达自己。”“资本在东方已经横行，但它需要一次成人礼：正义它自己。”资本是实物，也是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正邪善恶，取决于主导、使用、掌控它的人。

  余先生坦承，他深受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熏染，在《人间世》的部分章节里，他只纯粹记录他人的见解看法，如他记录裴敏欣谈中国高等教育，说社会中上层用脚投票，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对中国的精英阶层来说，把小孩送到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高校学习，是一个十分理性的决策。”中国先富起来的家伙们把孩子送到国外，目的多重，绝非仅为教育，狡兔三窟恐怕也是其一；原因也多样，中国大学是把优秀人才招来集中销毁之地恐怕也是其一，所谓“毁人不倦”之说正来源于此也。

  在“知识人”篇中，作者写到，他带一年轻人去一作家朋友家里聊天。作家的清贫、高洁、专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离开后，年轻人一度泫然欲泣：这样的作家为什么不为社会所知。“我安慰说，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他和堕落的社会相看两厌，如此才各得其所。”所以在《友朋》篇，作者又记录存在主义大师毛喻原的名言：“在中国，不要成为亲友的包袱，就很了不起了。”独善其身，不牵累亲友，这要求不高，但做到却殊为不易。毛喻原此言足可传之后世。

  看得出，从语言、思想到风格，余世存都在继承、发展鲁迅精神。在“罪苦”篇，他便如此不留情面、入木三分地解剖人性：“当代的罪性与道德败坏不仅源于‘平庸的恶’，更源于人性始终无法克服的某种根本性缺陷：人关注自己甚于关注他人，关注身边人甚于关注陌生人，关注现在甚于关注未来。”“人的罪错表面上是因为他的强势或本能，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他的智力弱势、她的无知。但遗憾的是，由于我们不习惯开智启蒙，坏人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坏人，一如愚人不知道自己的愚；人生社会于他们毫无经验教训。我们常常以为这个人坏过了，蠢过了，该变好、明智一些，结果他的行为更坏、更蠢。”在《退化》篇，作者还说：“社会生活或者长时间疲软无趣，或者热闹一时，高潮迭起，其精彩让人目瞪口呆，大跌眼镜，连声感叹超出想象力。人们的生活就是等待、观看弄潮儿们的表演。人们以为他们有着正常的人性和思维，但他们多有匪夷所思的贪婪、残忍和恶意。我们如不能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他们，监督他们，也应该努力做一个有尊严的观众。”

  在“坎陷”篇，他既说：“我们的精英和中产阶级，能用脚投票的多到海外找后路了；但我希望大家能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园地。”又说：“有时候，人生社会的正义是以退场或不在场来表达的；在我们社会里，这更应成为文化人的常识。那些上场标榜自己在表现良知正义乃至艺术的艺术家，那些占位五年十年之久的艺术家，虽然博得一时的热闹分得社会的红利，但他们把自己置于可笑可悲的境地：他们是不义的。”我以为，余先生在这里抨击的艺术家，应理解为有所特指，有些艺术家在特殊历史时期身不由己，如童祥苓，文革中以“戴罪之身”饰演英雄杨子荣，唱念做打，英姿毕现，而文革后，不仅下了岗，两个儿子也受牵累。这样的人是只宜给以同情，不宜给以责难的。

  读完全书，笔者却要说，余先生的思想是相当包容的。他深知“同情的了解”。如在“男女”篇中，他说：“我曾说，最优秀的男女雌雄同体。其实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阳气阴质，我们认识自己也在于对此了然于心，并因此慈悲、创造。那些动辄作践女性或嘲笑男人的人，大概都是对自己的另一半缺乏同情的了解，他们终其一生也许活的热闹，但是孤独；在与身内身外的关系中，他们建立的是统治或被统治的关系，难以成为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