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权国家越来越难以有效管制全球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的国家化进而政治化就是常态。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暂时仍由美元支撑着，但美国与非美国因素都在不断侵蚀着这一支撑。在世人还没有看到这一支撑被替代之前，国际货币体系步入了更加不确定的时代。

  □袁 东

  什么是当代货币的锚？还没看到哪个经济学家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锚，是经济学的借语。正像船舶，没有錨，就难以停靠港湾，只能四处漂泊。除非人们不希望币值相对稳定，否则，货币就需要锚链住，使之既能在可承受的范围内浮动，又不被台风巨浪吹跑。

  在迄今为止大部分人类历史里，贵金属价值被视作货币之锚。今天则已是纯粹的纸币本位，货币完全摆脱了所有贵金属的束缚。

  贵金属，尤其黄金，在上世纪初一直被凯恩斯诅咒为“野蛮时代的遗物”。自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后，货币便进入了异常“干净”的时代，就像暴风雪吹打并最终覆盖了的茫茫大地，只剩下单一白色了。这是否意味着与“野蛮时代”一刀两断，而进入了崭新的“文明时代”呢？

  有人说，物价是当今货币的锚。单凭中央银行依物价指数而频繁调整货币政策看，尤其不少中央银行还实施“通胀目标制”，情况似乎如此。但这实际上是循环论证。因为，物价仅是商品价值的货币体现。商品降价并不意味着货币一定少了或币值上升了，因为很难分清是货币少了的原因还是实际购买需要下降了。反之，亦然。

  当今任何一种纸币已然离不开主权国家的法律和政治确保了。当然，你可能马上反驳说欧元就并非如此。但看看运行了10年之后即陷入危机泥潭，至今仍然看不到根本转机的欧元，只能在消失与倒逼主权集中统一之中予以选择，你的反驳就不那么有力了。如果像熊彼特所说的“创造货币就是创造信用”，那纸币就完全是一种信用了。信用，如果说纸币还有锚，恐怕也就是这种信任了。

  问题是，这种锚太脆弱，以致难以起到锚链的作用。不同于金本位的是，主权政府确保币值稳定的承诺早已失去可信性。除了缺失那种由黄金流动引领的自动调节机制外，币值稳定性已不被作为“单一优先”的货币政策目标了，更谈不上唯一目标了。如此状况，怎么会有足够的信任呢？没有了信任之后的货币创造，怎么是在创造信用呢？在各主权政府都不将自己的纸币稳定性视为头等之事，怎么可能将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与否当作主要事务？维系汇率机制稳定性也就变得更不可信。

  如同各国纸币，国际货币体系同样没了可信的锚。作为如今主要国际计价、结算和储备货币的美元、欧元、日元，在承担全球公共产品的道路上越来越吃力。表面看，美元显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锚。但美元已然也是没了真实锚的纸币。美元币值的浮动，几乎全部出于美国自身经济政治所需。至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有美国人宣称是“勉为其难”，追求这一地位的热情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高。对美元币值不稳定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动荡，或使一国经济过于受美国经济周期影响的埋怨，并不能引起多少美国人的关心。美国人日益倾向重复尼克松政府时的那位财长康纳利的那句话：“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

  于是，有人拾起了凯恩斯在上世纪40年代的提议，将全球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创建国际货币单位“bancor”。并将这一建议，嫁接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其“特别提款权”，用作国际储备货币，代替美元，超越特定主权政府政策的困扰。

  且不说，哪30种商品是代表性的？代表性的标准又是什么？难有客观一致的明确界定，即便能解决问题，也不管篮子里的商品有多少是什么，然而如同主权纸币，这是在循环论证，照样难以确保超主权储备货币是适量的。更不用说，诸如特别提款权这样的超主权货币，缺失了主权货币所具有的特定国家法律的强制保障，而完全依赖于国际社会的广泛信任与合作。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主要教训恰恰是，国际合作是脆弱的，至少在维持某种特定国际货币秩序方面是脆弱的。

  也许人有会说，可通过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威和监督来确保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运行。可是，作为安排的一部分，IMF一成立即陷入尴尬与失败。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鼎盛期，各成员国也没有将其当回事，何况在其崩溃40多年后的今天！

  《协定条款》第4款规定，各成员国调整汇率平价时，须提前72小时报告IMF并得到其允许，但作为创始成员国的英国在1949年9月18日决定贬值英镑汇价时，只提前24小时通知IMF，到1967年11月18日再次将英镑贬值17%时，只提前1小时间告知IMF。可想而知，哪里还谈得上经过IMF批准？

  哈耶克在他最后一部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中，竭尽全力呼喊货币的去国家化，追求完全由纯粹的市场力量来选择决定货币及其币值。哈耶克的这一想法，在贵金属本位时代都没有实现，就更不用说如今的纸币时代了。

  在哈耶克的“世界大一同”梦想实现之前，货币的国家化进而政治化就是常态。在主权国家越来越难以对全球资本流动予以有效管制的情况下，为了确保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就只好放弃控制货币汇率。货币政策的政治化，致使汇率浮动并不完全是市场力量的反映，何况市场力量也不都是建设性的。

  汇率机制已不是一个主要政策目标了，而是变成了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工具。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暂时仍由美元支撑着，但是，美国与非美国因素都在不断侵蚀着这一支撑。在世人还没有看到这一支撑的替代之前，国际货币体系步入了更加不确定的时代。（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