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

  ⊙陈华文

  在很多流行的古装影视剧中，官员生活的场景被表现得十分奢华，或许编剧、导演们心中的古代官员生活是很优裕的。但真实情况也许并非如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各级官员们的工资待遇到底如何？他们又是如何支付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开销的？不妨看看《给曾国藩算算账：一个清代高官的收与支》呈现的晚清京城官场生活是怎么样的。

  近几十年来，研究晚清名臣曾国藩（1811—1872）成为显学。70后青年学者、作家张宏杰此前也写过《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他在《给曾国藩算算账》中另辟蹊径，从日常经济生活切入，力图描绘一个生活中的、有血有肉的曾国藩。张宏杰在“绪言”中说：“曾国藩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生活在柴米油盐中的人，是一个终生挣扎、纠结、冲突和矛盾的人，是一个既有灵魂又有体温的人。”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他对晚清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流传于世的《曾国藩日记》和《曾国藩家书》，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长期都是人们案头的必备书。

  和当时的天下书生一样，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也是曾国藩的毕生梦想。他出生在地主家庭，自幼发奋苦读，27岁时取中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在随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列第一等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多年的寒窗苦读，他耗尽了原本殷实的家庭的钱财。

  赴京任官之前，曾国藩虽取得功名，然而并无俸禄可领。湖南到北京路途遥远，需要200多两白银作为车马费，这笔钱由他本人承担。抵京之后，住房、官服、仆役等等花销也需个人买单。因此，书生即使金榜题名，时常也有因出不起昂贵的路费忍痛放弃的。

  曾国藩自有其法。他主要的融资方式，就是四处“拜客”。所谓拜客，就是拜会家乡的官僚、绅士、名流、商贾、族人、亲友等等，这些人无不慷慨道贺，送以钱财。1839年1至11月，他四次拜客，共198天。其足迹遍及衡阳、青泉、耒阳、永兴、武冈、新化等十县州，行程1500公里，所拜之处1200多家。每次出门拜客，他不会空手，送以墨宝以表感激。在繁忙的拜客中，他获得了2000两白银。这些钱财，除了用于路费和抵京后的衣食住行外，还要用于家中规模庞大的宴庆、购置价格不菲的官服，以此维护官员及家族的颜面。

  金榜题名后拜客及收取礼金的习俗，混合着我国传统社会中互助和致敬的意味。有人也许会说，曾国藩以拜客方式筹措资本，是一种赤裸裸的索取。而在当时的传统社会环境下，这属于正常行为。但晚年的曾国藩对此确有反思：“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担任京官的日子入不敷出】

  本书第二章“道光二十一年京官曾国藩的收入和支出”，系统梳理了曾国藩在担任京官初期的日常开支。1840年初，曾国藩长途跋涉来到北京。在翰林院经过类似今天的复考之后，才正式为官。当时中低等的京官，经济待遇特别低下，以至于被称为“穷翰林”。

  晚清京官不享有住房补贴，只有个别高官才享有皇帝的特别恩赐。京官流动性大，时常有人升转外放，或告老还乡，居京十年之久的并不多见。因此，很多京官选择租房住。中下等京官们虽然多数穷困潦倒，但为了维护官制威仪，至少要住一套像样的四合院。曾国藩担任京官之初，以年租金66两白银的价格，租四合院一套，这可是他半年的俸禄。他在京任官13年，7次升迁，搬了8次家。居住环境随着官级的擢升越来越好，而租金也水涨船高。仅租房开支，就成为他日常生活中的沉重负担。

  除了住房大开支之外，官服的花费也很惊人。清代官服由官员自费采购，而官服对质料、式样、色彩、饰物等细节等，都有着明确繁缛的要求。因季节的不同和出席场合的不同，官服也种类尤多。有的官员，买不起官服只好长年借用同僚官服。曾国藩是极为讲究的人，对官服尤为看重。即便家中妻儿，他也要求穿得体面，家中仅官服就有十多箱。

  在京城为官，各种应酬和宴饮层出不穷，而这同样需要花费钱财。曾国藩被包围在各种“规矩、礼数”中。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他都要给上级、长辈、亲友送礼。作为文人，他生性爱好交游，其实这也是有意识地在官场与学界积攒人脉。由于用在社交的时间太多，他在日记中作了严厉的自我批评：“宴饮非吾欣，十招九不起”。1843年，据曾国藩对全年社交花费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共计90余两白银，这个数目，已超出了一年的住房租金。

  而在京为官的车马费，对曾国藩也是重负。他根本就不敢坐轿子出行，因为轿子和八个轿夫的费用，一年就需白银100两。为了省钱，他只好经常雇马车，即便坐马车，一年也需50两白银。有时出行路程短，为了省钱他干脆步行前往。曾国藩毕竟是文人，喜欢买书藏书、对笔墨纸砚的品质格外讲究。在京为官多年，他购买图书多达7000余册，总数2万多卷。晚年他在家书中写道：“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于子孙，唯书籍尚需添买耳。”此外，曾国藩还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无论友人或乡党前来求助，他都慷慨解囊。

  【灰色收入折射封建官场的扭曲】

  曾国藩任京官之初的1843年，法定收入为129.95两白银，而赤字达到了478.51两白银，基本上靠举债度日。在京城的第一个春节，他找人借了50两白银才勉强过了个年。在今天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可这都是事实。也许有人会问，难道他不能通过职务之便，多捞点“油水”吗？可惜的是，他初入官场根本就没有贪腐的机会。像曾国藩这样接受多年儒家思想熏陶的人，有道德底线，即便有贪腐的时机，他也视为耻辱。

  曾国藩是京城中众多官员中的一员，像他这样收支形成反差的官员并不在少数。有人可能质疑：他后来在京城官做大了，俸禄应该更多了，收支是不是会有所好转？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官做得越大，排场也就越大，各种开销也就更多。俸禄虽说上涨，却远远赶不上暴增的各类支出。事实上，曾国藩在京城最后官至礼部侍郎（二品），收支也没有根本性好转，离京时依然欠债，多年之后才得以还清。

  那么，像曾国藩这样的京官是如何解决收支失衡的？作者在本书中写道，一靠外官的馈赠，二向亲朋借贷。当然，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到外地办理公务，这样可以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这也是京官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本书第三章“典试四川的巨额灰色收入与京官后期生活”中，便着重剖析了曾国藩的敛财之道。

  1843年，正当曾国藩为生活入不敷出而郁郁寡欢时，朝廷给了他一个美差，到四川主持乡试。这对于他而言，是摆脱“经济危机”的绝好机会。尽管朝廷明文规定：京官到地方主持乡试不得接受各类财物、不得与地方官员密切交往。可惜“天高皇帝远”，这些规则形同虚设。在四川担任主考官期间，地方官僚、绅士、有钱的书生都百般讨好他，源源不断地赠送钱财和礼物，曾国藩也欣然笑纳，且逐一记载。一次四川之行，其总收入为6000两白银！

  返京后，这些钱大大改善了曾国藩的经济状况，不仅1600两白银欠债全部还清，还给湖南家中寄去600两白银补贴家用。同时，他还拿出400两白银赠送族戚。曾国藩虽毕生推崇勤俭质朴，可人的内心深处又是自我冲突的。在官场这张大网中，他不能、也无力特立独行。一方面，为了维持京官的威严和体面，他要经常举债度日；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背叛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对灰色收入无法抗拒。

  造成曾国藩人性中的复杂矛盾现象，归根到底是专制等级社会的腐朽和没落。人的定力、能力、理念无论多么强大，在扭曲的社会制度中也不堪一击。正可谓健全的社会里好人可以更好，不健全的社会里好人想好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