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飞雪
人既有善性天使的一面，也有恶性魔鬼的一面，只有摈弃狭隘偏见，放眼全球，胸怀博大，包容所有人的利益、意愿和主张，才能实现正义、秩序和效率的价值观，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和谐永续。
呼唤倡导什么，正说明缺少什么。今天呼唤倡导依法治国，就正说明我们还远远没有达致依法治国之佳境。
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他们设计的行政机构是理性的，按照功能组织起来，以非人格的标准进行招聘和晋升，这绝对是世界第一。”这绝对不是吹捧溢美夸饰之词。儒家政治理想的普及以及科举制保证了好人政府的组建。但是福山又指出，好的政府架构要能健康和长久有效运转，需要依靠法治来维护，而中国传统上并没有法治，因此尽管中国各朝各代的政府架构是好的，却总是陷入滥权、苛政和腐朽的深渊。真让福山说着了，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时期是大唐贞观、开元盛世，可大唐盛世的终结也正始于在昏聩唐明皇、奸相李林甫、小人杨国忠、残暴安禄山，他们联手葬送了大唐盛世。这正是缺少完整的法治架构（法律管不好、管不住皇帝及其身边一小撮人）的必然恶果。
说中国历史上缺少真正的法治传统，肯定会有人抬杠，他们必会抬出法家来说事。不错，以韩非、管仲、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官联合体确实把法治论证得很周详严谨、执行得很严肃到位，可细一推敲，韩、管、商们的法治与我们今天呼唤倡导的法治大相径庭，差距不啻十万里。与儒家之“刑不上大夫”不同，法家强调平等，提出了“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的主张，但这种平等是指守法和违法必究的平等，而不是指法律赋予、尊重、保障所有人合理权利的平等。商鞅把除国王之外的所有人，包括大夫、贵族、庶民、徒犯，都当成了富国强兵的耕战工具螺丝钉砖头：政府官员是国王的耳目手脚，贵族若无新功就会失去既得利益，农民非战时只有种地一种选择，战时只有冒死取敌首级才是出路，“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商君书·算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法家主张推广全国，无忌惮无限制役使民力，修长城，建皇陵，开道路，大拆大建，热火朝天，该干的，干，不该干的，也干，结果，不仅葬送了帝国，摧毁了社会，也把法家那一套推上了破产法庭。秦朝二世而亡，就是法家政治的失败。法家只把人当成劳动工具，不把人当人看，不顾及人的尊严，违背人性，悖扭人道，失败是必然的。
法家失败破产，大唐盛世（虽然短暂）的成功繁荣，昭示一个真理：恶法非法，政治强人硬施亦不能长久；唯有良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永续。关于良法，古代中国有主张，亦有实践（如大唐之租庸调制），西方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探索，值得我们今天吸取、借鉴。有文可查的，最早论述、主张良法之治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说：良法须满足三要件：一是良法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公众利益而不是为某一阶级（或个人）的利益；二是良法应该体现古希腊人珍爱的自由，自由是最高的道德价值，法律与自由要一致，剥夺和限制自由的法律，不可能成为良法；三是良法必须能维护合理的城邦政体于久远。
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主张理念，确有识破天机之效、震古烁今之功，但其局限与褊狭亦很明显，他的法眼仅关注城邦之内，而忽略了外部世界。亚里士多德法治观的不足，在今日全球化大背景下尤为突出。严重一点说，不虑及外部世界的亚氏良法观，适足以招致外患。在当今全球化潮流中，良法不仅应满足一国一组织内所有人的需要，还应与他国、他组织的需要相兼容。具体说，一国一组织之法律不仅符合国内组织内所有人的利益、意愿和主张，还应兼容国外组织外其他人的利益、意愿和主张，至少不能与国外组织外其他人的利益、意愿和主张乖迕冲突违拗捍格。刘向《说苑》中有个“楚王遗弓”的故事：“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闻之，曰：“人失之，人得之，何必楚？”孔圣人之眼界到底比楚王开阔得多。
二战后，在纽伦堡法庭上，纳粹分子常以“执行命令、依法行事”为自己伤害犹太人的行为辩护，而控方则以“恶法非法”为撒手锏打压他们的侥幸蒙混过关心理。可见，在全球化时代，不论哪国，哪个组织，要施行法治，实践良法之治，只有摆脱楚王视野局限，摈弃狭隘偏见，放眼全球，胸怀博大，包容所有人的利益、意愿和主张，才能实现正义、秩序和效率的价值观，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和谐永续。
人既有善性天使的一面，也有恶性魔鬼的一面，有的善多恶少，有的善少恶多；有的先恶后善（如周处），有的先善后恶；有的大善小恶，有的小善大恶（其善仅限于圈内少数人，其恶却泛滥恣肆国内外）；有的假善真恶，有的名恶实善；有的善恶分明，有的善恶颠倒。但人之善恶，是来自后天的社会熏染、文化浸润和政治舆论影响。因此，世之治乱清浊，社会之和谐乖戾，与法之善良或恶劣正相关，与思想教化、政治运作、舆论倡导正相关，与大多数人、与少数关键的人的选择取舍正相关。如此看来，我们今天不仅要倡导依法治国，还要呼唤制定良法，执行良法。
（作者系投资人，知名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