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既得益于工业化国家产业、资本与次新技术转移的推动，亦受制于既有不平等国际分工格局的刚性锁定。在工业化国家难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以邻为壑”政策仍不时泛滥的背景下，中国力推“一带一路”战略，契合了新兴市场及亚非欠发达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但最终能否打造成全球繁荣共生新模式的重要杠杆，不仅取决于机制化设计，更取决于中国立体化能力建设与合作性博弈平衡点的确立。

  □章玉贵

  中国正加快向周边和世界释放本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红利。

  从习近平主席本周三在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的“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讲话所释放的信息来看，进入全面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中国，正致力于通过深化双边和多边的战略合作，带动亚洲和世界欠发达国家走上经济繁荣之路。习主席郑重提出，将于年内对已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97%税目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并将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中国愿同有关各方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建设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发挥好丝路基金的作用。将继续推动南南合作及南北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再看我国近期的对外经济政策行动安排，无论是中国与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的大规模启动，还是中国和印尼日前签署的60亿美元高铁项目，乃至更具战略意义的亚投行筹备工作的超预期进展，都是经济互补性很强的中国和域内外合作伙伴彼此节约交易成本、增强经济竞争力、分享增长红利的一种战略性安排，同时也是在依然还很不确定的国际经济情势下，向周边国家、向亚洲乃至世界发出的稳定与合作之音。

  从时间轴来看，中国以2001年加入WTO为标志全面融入全球贸易与金融体系迄今，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01年到2006年的“入世”过渡期，主要从适应国际规则开始，通过全面嵌入全球产业与贸易价值链中，充分发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联动作用，迅速做大贸易蛋糕，并利用2003年至2006年的全球经济发展黄金周期所释放的诸多红利，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差距；第二阶段是从2007年至2012年的全球经济动荡期，对内整固经济，对外切实维护在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利益，并通过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加快资本市场的改革和推动企业走出去，等等，为搭建中国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做了相应准备；这段时期既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周期向中速周期切换的过渡期，亦是致力于激活民间营商禀赋，有效提高金融要素配置效率，着力提升技术进步，进而对外释放经济发展红利的关键五年。第三阶段是2013年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冷静分析国内外经济与金融形势，洞悉全球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趋势的基础上，做出了对内全面深化改革，清理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沉疴，推动经济战略转型，对外启动区域互联互通，促进贸易便利化，打造多边合作共赢平台等重大决策，在致力于加快推动中国由贸易与制造业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转变的同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抓手，将中国的发展优势与周边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紧密结合，锻造立体化的区域与全球互利合作新模式。可以说，这是自全球工业化以来，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作为公共产品的新供给者，承担起了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任。

  全球迄今为止的经济增长，既得益于工业化国家产业、资本与次新技术转移的推动，亦受制于既有不平等国际分工格局的刚性锁定。在工业化国家难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以邻为壑”经济政策仍不时泛滥的背景下，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契合新兴市场及广大亚非欠发达国家对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需求，进而带动新一轮产业与技术的大规模匹配性转移，更有可能通过互利合作，打造全球繁荣共生的新模式。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全球实际经济增长指标低得可怜，有效经济增长更乏善可陈。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尽管为促进经济增长出台了名目繁多的内外政策，但无论是美国高举高打但黯然收场的量化宽松（QE），还是日本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抑或欧陆与英国同床异梦的经济算盘，都未能将各自国家的经济引领到可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使得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后劲不足。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区域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对全球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在不断上升，而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协调机制的缺位，又使全球金融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美国总统奥巴马有关中国是全球公共产品搭便车者的言论，在凸显美国作为全球既有秩序体系主导国自私本质与国际行动能力下降的同时，更将解决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失衡问题推到了世人面前。从本质上而言，美国推动新亚太贸易协定（TPP），启动美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破坏中国与亚洲经济一体化等一系列动作，也正是美国在正常经济竞争中难以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之后，凭借机制化霸权对中国采取的战略围堵。

  面对上述诸多约束条件，中国在有效协调与美国战略竞合的同时，也在适当总结中国发展范式中的成功经验，以资本积累和产业能力为基础，嵌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中，再与周边与域外有关国家的发展需求有效对接，以共同打造合作共赢的新平台。笔者估计，在未来十年里，中国将通过双边与多边金融开发体系，向域内外国家提供高达1万至1.5万亿美元的投资。中国将与美国一道，成为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两大稳定支柱。

  毋庸置疑，摆在中国面前的使命异常艰巨。中国现在需要向周边和世界证明的是：中国不仅有能力将亚投行的资本金提升到世行与亚行的水平，更能牵头引领国际投资与贸易规则的适应性变迁，中国牵头打造的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是真正按照透明高效原则来执行相关开发项目的。而真正要让“一带一路”战略成为21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变迁史上的指标性共赢战略，亟须中国和有关参与主体，在镜鉴既往国际合作经验教训的同时，及时总结新情况，处理新问题。而这又有赖于建立一支既懂得国际商业规则又熟悉对象国国情的战略性运营人才队伍。换句话说，“一带一路”战略最终能否成为打造全球繁荣共生新模式的重要杠杆，不仅取决于机制化设计，更取决于中国作为主导国的立体化能力建设与合作性博弈平衡点的确立。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