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为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
——读王法争《〈水浒传〉里的经济学》
⊙潘启雯
《水浒传》说的是“史”,照出的却是“实”,人才、体制、名声,领导艺术、从商之道、创业经的流变状况,也是北宋财政税收、房地产、物价、婚姻等社会经济的一个个片段。当然,热闹之外是某种经济逻辑。《〈水浒传〉里的经济学》显然是想要理出这个经济逻辑。作者戴上“经济学”的眼镜研读和诠释《水浒传》,以经济学原理尽可能有趣且符合逻辑地嫁接小说里的故事,使小说里那些一直被遮蔽、被忽略的某些经济学“常识”得以生动有趣展现出来,梁山108位好汉的人情世故与经济学相互“勾兑”,调制出了一杯满含陈香却又现代感十足的“经济学鸡尾酒”。
宋江改革带来“鲶鱼效应”和“灯塔效应”
由“白衣秀士”王伦开办的创业型企业梁山,早期最为核心的组织管理制度是排名制。该制度大的好处是简单,既可让泊里的等级一目了然,也比较容易被大小头目接受。但此种排名制度存在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其一,依据无法明确和量化——是按对山寨的贡献,还是按个人能力、江湖地位,甚至是按到山寨的先后?《水浒传》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曾为八百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刚到梁山时,竟屈居江湖无名之辈杜迁、宋万之下,这不能不说是“火并王伦”的原因之一。其二,过于死板,座次排定后,很难调整,后来者能力再强、贡献再大,也只能排在后面。由此,排名制并不利于企业高速成长,对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来说也颇为不适用。
“江州事变”后,宋江带着20余位新头领投奔梁山。初来乍到的宋江展现了领导者本色,看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足以改变梁山激励体制方向的话:“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虽然当时在“董事会”里宋江位在晁盖之下,但宋江一句“休分功劳高下”改革方案,就已将梁山改姓为“宋”:不管以前功劳、资历如何,对于董事会之外的人来说,以前的排名统统不算,以后按照功劳,重新考核,再评定座次。在40位头领组成的中层人员团队中,梁山旧将有9位,随宋江新来入伙者则多达27名,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宋江这道废除排名制的“一号命令”可谓公私兼顾。于私,为宋系人马立足梁山打下了坚实基础;于公, “日后出力多寡”再定座次就相当于企业管理中常用的“鲶鱼效应”:可有效激活员工的热情和激情。换言之,全新的考核激励体系不但优于之前“11位头领平均分肥”的梁山旧体制,远远强于黑白颠倒的大宋官方晋升机制,必然极大地释放出每一位梁山英雄的内在潜力。从结果来看,此种激励机制的确激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在三打祝家庄、攻打高唐州等战役中,梁山好汉都获大捷。
在废除排名制之后,宋江再次对108将作了全面分工,但不是“排出了前后顺序长幼尊卑那么简单”,而是每个人对应了天上的一颗星宿,108人分属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用宋江的话来说:“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弟兄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宋江以“天”的名义,在给每位好汉一个位置的同时,也对其给予了无上褒扬:每个人都不再是平常人,而是星宿下凡。这就为梁山以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士气。
在经济学上,此种影响称为“灯塔效应”(Light house effect)。在大海上航行,夜晚会使人感到迷茫,假设目的地有一座灯塔,船上的人忽然看到了灯塔,心中就有了明确的方向,精神会为之一振。“灯塔效应”常用来比喻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类好的目标对人的影响,我们不妨将这种能带来“灯塔效应”的目标称为“灯塔式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江当时就为他的107名兄弟都亮起了一个高高的灯塔。
对此,本书作者王法争用横向对比提出了他的高见:“把梁山泊看成一个公司的话,其发展历程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企业史,有着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等特点鲜明的阶段划分。就像通用汽车可以分为‘斯隆掌舵前’、‘斯隆掌舵后’,通用电气(GE)可分为‘韦尔奇上任前’和‘韦尔奇上任后’,IBM历史可分为‘沃森掌权前’、‘沃森掌权后’一样,宋江到来前后‘梁山泊公司’在组织管理上也俨然是两家完全不同的企业。”
武松的“边际效用”和“协和谬误”
德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曾提出一项法则:同一享乐不断重复,则其带来的享受逐渐递减。由此演变出经济学中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而对武松而言,从“自卫”(杀公人)到“报仇”(杀张都监等三人)再到“滥杀无辜”(杀张府丫鬟等),后来甚至开始杀看不过眼的陌生人(道童),能激发起其杀人之心的阈值(即临界值)越来越低。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杀一个人给武松带来的“成就感”也就是“边际效用”越来越少。为了达到武松杀人后想要的“我方心满意足”的效果,杀起人来也就一发不可收,越杀越多。由此,王法争认为,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铸成了“杀人机器”武松。
“景阳冈打虎”可以说是行者武松整个职业生涯中的尖峰时刻。细读《水浒传》,艺高人胆大的武二郎单枪匹马夜走景阳冈,其实是对形势一连串错误预判导致的结果。这种“骑虎难下”的博弈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协和谬误”,即某件事情在投入了一定成本、推进到一定程度而后发现不宜继续下去,却苦于各种原因而将错就错,欲罢不能。只不过,当武松陷入“协和谬误”困局之后,为保住面子而硬着头皮上了景阳冈,却因祸得福,结局甚佳:打死猛虎赢得威名。
若不是运气好误打误撞地打死了老虎,醉醺醺的武松很可能会在“协和谬误”的指引下踏上死亡之路。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类似“协和谬误”的情形并不鲜见,比如炒股、择业、投资等都常有类似情况,但像武松那样因祸得福,只能算是小概率事件。如果对此不加以理性分析,始终不愿割舍之前的投入和付出,抱着侥幸心理,去盲目追求可能性非常渺小的收益,结果只能是同样的事情上付出更大成本。“协和谬误”告诉我们:一旦进入骑虎难下的博弈,及早退出是明智之举。
董超和薛霸“摩擦性失业”及其他
王法争对《水浒传》两大超级配角董超、薛霸的经济学分析也颇耐人寻味。当代诗人聂绀弩曾有诗专门写过这两个人:“解罢林冲又解卢,英雄天下尽归吾。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鲁达慈悲齐幸免,燕青义愤乃骈诛。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就是说,超霸二公的“能力和水平”,完全符合当时宋朝的人才需求。在以赵佶为班长,以蔡京、高俅、童贯为成员的领导班子治下,出现一些董超、薛霸之类的公职人员完全合乎逻辑。董超和薛霸先受高俅指示,意图暗算林冲,被鲁智深撞破失手后,自然得罪了高太尉,被迫从开封府离职,此举应属于“摩擦性失业”的范畴。
董超和薛霸的失业,不是能力不足,不是要求的待遇太高,也不是开封府对这样的员工没有用人需求,仅仅因为有来自高层(殿帅府)的压力不得不将其解雇。事情的发展也印证了董超、薛霸被炒鱿鱼属于非自愿性失业。“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后,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于是,此番“又差他两个监押卢俊义”。也就是说,再次上岗后,董超、薛霸干的还是老本行。两个被“刺配”的囚犯都能入得了梁中书的法眼,可见这两位还是适合做这个行当,有其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