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释放的信息，需要格外重点关注三个政策方向：货币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宽松，不过，在一季度连续降息降准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速度反而有所下跌的现象得仔细琢磨。在财政政策上，将进一步促进投资，重要抓手是京津冀一体化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刺激投资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以及如何提高投资效率等问题。在楼市政策上强调建设长效机制，让短期的行政管制向长期的制度调节过渡，表明中央并不想用刺激政策来救楼市。
□周子勋
怎样看待一季度GDP增速7%不利开局后的中国经济状况及宏观政策走向？4月30日由习总书记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释放的信息，为市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窗口和判断标尺。透过会议内容，可见中央稳增长意图明确。据此可以推论，未来稳增长的政策力度将继续加大。不过，当前政策追求的是有质量、有效益的经济增长，是要更好地立足当前、兼顾长远。
与去年的“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提法不同，今年的会议强调“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认定“外部需求收缩，内部多种矛盾聚合，经济运行走势分化”，显示中央提高了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警惕。但在决策层看来，当前经济并未滑出可接受的区间，并未出现不能控制的风险。“一季度经济增长与预期目标相符，需求结构、生产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商业模式发生幅度较大的调整，一些新的增长点破茧而出。”这意味着在复杂形势下，决策层对经济增速下行仍有容忍度，这内含了一种自信和从容。
事实上，4月的部分经济数据也揭示了一些回暖迹象，比如官方制造业PMI 50.1，已连续两个月高于临界点；工业用电量恢复到正常水平；新增就业人口也从3月开始增加。再看企业先行指标——价格指标，大宗商品出现整体性回暖，从石油化工、到农业商品，新一轮补库存周期可能已开始。照此趋势，二季度经济回转的可能性在加大。
或许正基于这样的估计，会议强调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宏观调控“稳增长打头、防风险断后”的政策取向进一步明晰。对于未来的政策，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及时预调微调，加快改革开放步伐，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成了眼下的重要政策目标。为此，中央对各级官员 “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同时，中央还强调“三个不变”：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也没有变。归纳起来，这便是当前中央的两个政策重点：一是守住“稳增长、保就业、增效益”的基本盘；二是在“三期叠加”的框架内，加大改革力度、释放改革红利，营造相对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衔接期”有多长，既取决于经济探底的时间会有多长，也取决于改革的进程会有多快。
与此同时，中央决策层仍将警惕经济增速下滑所导致的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债务负担加剧、潜在风险爆发作为政策目标之一。当前，生产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在持续加大，比如融资难、融资贵、成本高的问题等制约了生产企业的发展。虽然一季度小微企业融资难有所缓解，但是银行不良资产承压将增大融资难度。兴业银行、农行、交行等多家已公布一季报的上市银行继续面临不良双升的局面。分析人士表示，受经济增速放缓、担保链等因素影响，部分地区和行业信用风险加大，偿债能力下降、资金链断裂的企业有所增加，致使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双升”，信贷资产质量风险持续显现。
此外，沪深A股行情一路上涨，也引来市场对股市泡沫风险的担忧。有专家指出，用股市加杠杆的办法来解决债务问题，是用一个泡沫（股市）去掩盖另一个泡沫（过去的债务扩张）。也许可以通过财务操作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来转移风险，但在金融市场并不发达的中国，要解决企业债务难题，最终还是需要企业自身“体质”的强健。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定向调控”和“预调微调”继续成为政策力度主要取向，这验证了当前政策不会像以往一样总量宽松，而是稳、准、灵的判断。这次会议重点强调了几点：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增加公共支出，加大降税清费力度；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握好度，注意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三是注重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认真选择好投资项目，做到有市场，有长期回报；四是要整体推进财税、金融、投融资体制改革，解决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市政项目、实体产业部分资金循环不畅问题；五是要注重扩大消费需求，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六是要完善市场环境，盘活存量资产，建立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显然，稳增长仍然以全面改革作为统领的主线。
从以上透露的政策方向来看，笔者认为需要格外重点关注三点：
货币政策可能会进一步宽松，不过必须高度关注的是，在一季度连续降息降准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速度反而有所下跌。这种局面的背后，是由于经济体中财务软约束问题并未显著改善，政策传导机制依然不畅，银行间资金面的宽松能在多大程度上传导至实体经济依然存疑，以致降息对实体经济的效果被打了折扣。因此，着重强调“注意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意义重大。以笔者之见，扭转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完善、市场价格对投资主体行为的约束太弱的局面，仅凭央行的努力远远不够，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除了金融改革，还需要有整体经济体制的改变。
在财政政策上，将进一步促进投资，重要抓手是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此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向市场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以京津冀开始试点的城市群发展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在城市群发展中，交通一体化将是优先领域，这将会更多地体现在包括高速城际铁路、公路网络等的交通方式上。与交通网络建设配套的基础建设，因此也将成为交通建设的投资亮点之一。据财政部测算，京津冀一体化未来6年需投入42万亿元。无疑，在当前背景下，刺激投资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以及如何提高投资效率等问题。
在楼市政策上强调建设长效机制，让短期的行政管制向长期的制度调节过渡，表明中央并不想用刺激政策来救房市。“长效机制”是带有指导性的指引。未来调整产业结构最关键的是政府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加强建设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