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是德国一所大学里从事无机化学研究的教授，如今是一家全球30强的专用化学品龙头企业的领军人。
他在这家化工企业一呆就是30余年，见证了全球太阳能行业的兴衰沉浮，更亲身经历了两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中欧光伏贸易大战。
早在1997年他就来过中国，最近几年变得更为频繁，甚至一年要到中国12次之多，常常连时差都没倒完就赶赴下一站。
他就是施陶迪格博士，瓦克化学总裁兼全球首席执行官。
⊙记者 陈其珏 实习生 卢梦匀 ○编辑 谷子
当记者在上海半岛酒店商务中心见到施陶迪格时，这位60岁的德国老人在短短两天内已辗转慕尼黑、北京、上海三地：刚抵京就马不停蹄拜访客户，紧接着又抵达上海，与瓦克大中华区管理人员见面。趁着回国前的几小时空闲，他与上海证券报记者聊起了人生、事业和行业。
三地奔波，在他脸上看不出疲态：依然是标志性的圆框眼镜，依然是透着智慧光芒的宽大脑门，依然是严谨细致的日耳曼人风格。施陶迪格耐心地回答记者的每一个问题，期间更首次和盘托出了他本人对工业4.0、光伏贸易战等热点问题的看法。
从教授到CEO
1954年6月，施陶迪格出生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地区一个名叫Neufahrn的地方。这是一个只有2000人口的宁谧小镇，距离闻名遐迩的天鹅堡不过一两小时车程。在这个仿如世外桃源的所在，他度过了童年和学生时代，身上也烙下了浓厚的巴伐利亚人色彩——乐于助人、朴实热情。
从小对化学有着浓厚兴趣的他，在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顺利拿到了化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后又在美国哈佛大学拿到博士后研究奖学金。上世纪80年代初回到母校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任教。
原本，他可以在这条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但1983年的一次就职经历彻底改变了施陶迪格的人生轨迹。那一年，他加入了位于博格豪森的瓦克世创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我认为瓦克提供的机会很好。这是一家优秀的公司。对我来说，在瓦克公司工作比呆在学校更有吸引力。”施陶迪格如是解释了他当时的选择。
1989年，施陶迪格被公司外派到位于美国波特兰的世创电子材料美国分公司，初任营运副总裁，次年升任总裁。1993年，他重新回到德国总部博格豪森，担任世创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在美国波特兰，他领导的工厂成为瓦克几座硅晶片工厂里盈利状况最好的，归因于他对硅晶片品质的苛刻要求。如今，世创电子材料已成长为一家高度国际化的公司，生产的硅晶片代表着全球最高品质，而这一成就的取得和施陶迪格当初对产品和市场的判断不无关联。
在这期间，他的视野从国内拓展到国际，积累了全球化管理的经验，并应用到之后对亚洲、中国市场的开拓。这也为他日后接任集团“掌门”奠定了基础。
1995年至2008年，施陶迪格开始担任瓦克集团董事。这段时间正值瓦克加速推进全球化进程、大举投资亚洲尤其是中国市场的关键时期。作为同时负责亚洲和有机硅业务的董事，他主导了瓦克在张家港有机硅项目投资的具体推进工作：和道康宁合作在张家港建立起了一座世界级规模的有机硅综合生产基地，帮助公司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如今，瓦克大中华区年销售额达10多亿欧元，占集团销售额的四分之一以上，中国已成为瓦克全球第一大单体市场。整个亚洲的销售额则占到瓦克全球的40%多，并成为其继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亚洲，尤其中国，已经是我们公司重要的市场。这一市场仍在增长，而且比欧洲、美国增长更快。过去我们在中国主要投资上游产品生产线，现在我们会着重发展下游产品，为客户量身定制产品。”施陶迪格说。
2008年5月起，施陶迪格接任瓦克化学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此时，瓦克在全球大规模投资项目格局已定，大量上游设施建设陆续完成，公司逐步结束资本密集型扩建。施陶迪格为此提出了新的目标，将投资重点转向化学部门小规模的下游产品生产设施……
如今，施陶迪格作为企业家的声望日隆，但偶尔他仍会感怀早年担任大学专职教授时的时光。
“直到现在，我常受邀去大学里进行有机硅化学的教学——我现在是慕尼黑工业大学的荣誉教授。对我来说，跟年轻人一起工作、学习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说到这里，施陶迪格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
光伏贸易战的亲历人
在CEO的岗位上工作数年后，施陶迪格越来越得心应手，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直到三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中欧贸易纠纷打破了沉寂，令他遭遇了就任CEO以来最大的挑战。
2012年9月，欧委会宣布启动对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反倾销调查。两个月后，欧盟又启动了相关反补贴调查。史无前例的中欧光伏贸易战硝烟燃起。因涉及中国企业对欧盟出口的金额高达210亿欧元，这也视为欧盟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双反”案件。
“关于中欧光伏贸易战的那段时间，我确实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方面，我简直能写一本书。”当被问及关于中欧光伏贸易战的看法时，施陶迪格哈哈大笑。
这话并不夸张。
施陶迪格开始执掌瓦克化学之时，正值全球太阳能行业蓬勃兴起的风口。当时，欧洲已成为中国光伏产品的首要市场，而中国同样也成为欧美光伏原材料的主要销售地。
2011年，中国从德国进口了7.48亿美元的多晶硅材料和3.6亿美元的银浆原料，累计从海外采购约400亿元的光伏电池生产设备，其中德国和瑞士等欧洲国家产品占近五成。
随着欧盟对中国光伏产品提出“双反”，中国对从欧盟出口到中国的一系列商品采取了反制措施，多晶硅首当其冲。
2012年11月26日，中国商务部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美国、欧盟和韩国的进口太阳能多晶硅发起“双反”调查。
对施陶迪格来说，他当时的主要工作也转为游说欧盟与中国放弃贸易壁垒，参与了无数次的艰苦谈判。
他透露，瓦克为缓解贸易争端的紧张态势，在德国、在欧盟都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在布鲁塞尔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以支持中国太阳能组件制造商。我们还为德国政府提供了很多信息，你知道，德国在欧盟中还是很有影响力的。我认为默克尔总理为此也做了很多调和，以确保中德关系不受伤害。”
那两年，施陶迪格几乎把大量时间都用在往返欧中两地，“当有特殊情况出现时，你不得不去关注并解决它，然后你才能去关注别的问题。虽然通常情况下我更关注将来，但有时候我不得不关注当下。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自由贸易对企业长远发展尤为关键，对世界上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有利。”
“一直以来，我都反对贸易壁垒，因为它对公司对国家都是不利的。但如果有冲突了，最好还是通过谈判来找到解决方法。这也正是我们为这个事件所做的。就像我之前说的，中国的太阳能产业因欧洲之前的太阳能发展而获得了好处，而现在中国又成了最大的市场，让欧洲的公司参与中国市场发展也十分公平，这就是自由贸易。”施陶迪格说。
据介绍，在德国博格豪森的工厂，瓦克建了很多供给员工使用的停车场。这些停车场都覆盖了太阳能板，不仅为汽车提供遮盖还提供了电力。而所有这些太阳能板几乎都是由中国生产的。
“德国最先对太阳能市场提供支持。由于政府的补贴，太阳能行业发展得很好。而这些政策也使中国太阳能产业受益，这其实是很好的。中国的光伏制造商在产业表现和降低成本上做得非常好，在发电成本控制方面比欧洲要好很多。”施陶迪格说。
最终，他以及其他各方的努力，加上中德两国总理的积极斡旋，一度剑拔弩张的贸易战终能柳暗花明。2013年8月3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书面声明，宣布中欧双方就光伏产品达成的“价格承诺”协议得到了成员国一致支持。自8月6日起，协议正式实施。至此，中欧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在施陶迪格看来，现在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是好的，因为中国能得到高质量的多晶硅产品。同时，对瓦克也是好的，“我觉得那是个十分积极的结果，对任何一方都是。因为这无论对中国光伏产业还是对瓦克在中国市场继续开展业务，都是有帮助的。”
“这也是自由贸易的重要性。行业是需要地区间合作的，它们会从竞争中获得好处。竞争可以让行业变得更好。如果你限制了竞争，那么一些受到保护的产业发展会滞后。最终，消费者就要为其买单，因为它们受到保护，商品会更贵。例如，想要安装太阳能板的消费者就要支付更高的费用。”施陶迪格说。
吐露工业4.0奥秘
光伏贸易争端的解决让施陶迪格终于有机会把视线重新放回企业本身。他和瓦克投身到汹涌澎湃的工业4.0大潮中。
作为当下最热门的新经济名词之一，工业4.0自在德国被首次提出后迅速火遍全球，在中国这一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激起大浪。追赶德国制造、实践工业4.0，如今已被不少中国企业奉为圭臬。
身处工业4.0的发祥地，瓦克和施陶迪格自然身体力行。
“在工业4.0中，企业要获得成功就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对产品的过程控制就十分重要。同时，供应链的集成，从原材料端到客户端，必须通过电子流程控制来变得更有效率。德国在这方面领先，因此我们也愿意为中国提供技术。”施陶迪格说。
在他看来，很多制造材料都需要高质量的硅做基础，因此瓦克化学的产品也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每个人现在都有电子产品，这些产品里都用到超纯硅片，而在未来的工业制造过程将会和互联网高度连接。随着工业4.0的推进，对超纯硅片的需求会不断增加。”
利用电脑控制过程、提高生产效率在整个化学领域都十分常见。而瓦克在这个基础上还在不断提高所有生产部分的计算机化。“可见，计算机集成对我们的制造有多么重要。”
“很多时候工业4.0听上去比较空洞，但实际上企业中的许多环节要逐个提升，然后再整合到一起，以发挥作用。而在提升每个环节的过程中也不能失去全局观。”施陶迪格说。
他告诉记者，他一直在企业中尝试引导和理解工业4.0，“我认为我的工作是提供框架和条件，来确保公司有足够的专家。这些专家足够了解哪些工作细节符合工业4.0标准并知道如何来提升。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合适的人才。”
“我们公司有一个非常强大的IT部门，工程部有一个团队都在负责进行对受电力驱动的生产流程的提升。我们公司还有一个计划是关于计算机模块的流程控制，这是超越常规流程控制之上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计划能不断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这只有通过提高自动化程度才能实现。同时，我们也把供应商和客户整合进我们的生产计划系统中。把这些元素都整合在一起，就组成了工业4.0。”施陶迪格吐露了工业4.0的成功奥秘。
“中国的工业4.0也一定会取得成功。”施陶迪格说。因为在一年半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德时，施陶迪格作为企业家代表参加了两国高层午餐会，亲耳聆听了中国总理的讲话。
“我在午餐会的时候见到了他（李克强）。他说中国和德国是现代世界、现代工业的梦之队。这使得我坚信中德两国在工业上的合作会更加深入。我觉得中德不仅在政府层面，在工业方面也有良好的合作，这为双方都带来了利益。因为德国拥有很多技术，而中国需要大量的技术并且自身技术也在发展。德国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市场，反之也是。”施陶迪格说。
他说，德国工业先进的秘诀之一是拥有大量中小企业。后者在当地发展得非常好，例如德国的化学工业协会中，有1600家公司，其中90%是中小企业。而李克强总理也希望中国的中小型企业能发展得更好，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十分灵活，对市场反应迅速。它们将充当工业增长的重要基础。
事实上，正是在李克强总理访德归来后的一年多，工业4.0概念在中国开始日渐火爆。也是在过去两年间出台了大量支持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
“我想他有可能是从德国获得了一些启发。他对德国十分了解，并且与我们的默克尔总理也有良好的沟通和交往，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中德两国之间的合作拥有很好基础的原因。”施陶迪格说。
莫扎特、甲壳虫和京剧的粉丝
整整两个小时的采访中，施陶迪格很少谈及自己，花了大量时间谈企业。
“我认为瓦克是一家非常具有创新力的公司，产品非常先进，可为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作出贡献。”他告诉记者，正是瓦克的企业文化及产品吸引了很多优秀的具有前瞻性的人才。这也是为什么在瓦克工作十分有趣，尽管十分繁忙。
在他看来，工作的动力正源自于此——“瓦克是一家让人兴奋的企业，如果你看到每天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能够带给世界什么，这真的很有趣，而且很让人欣慰。”
出于这点，他把让员工工作变得更有趣列入了管理信条，“我的人生观是，让你的员工成功才最重要。当你的每个员工都成功了，那么你也就成功了。我的意思是要让瓦克的工作变得更有趣，每天都是不同的一天，今天做的与昨天做的要不一样。就像昨天我拜访了一个中国客户，我们一起展望了未来，这非常有意思，也很鼓舞人心。”
目前，施陶迪格已经把在德国以外的时间大多数花在了中国。去年一年他就来华十余次，平均一个月超过一次。
“瓦克在中国要成为一家带有德国传统美德的中国本地公司，技术导向、可靠、创新，愿意适应、愿意改变，同时又带有中国人的进取心和灵活性。我要参与这个过程。”施陶迪格如是解释他频繁来华的原因。
在日常工作中，施陶迪格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凡与他接触过的中国员工对他有共同感受：从不摆老板架子，不挑剔酒店；不需要豪车接送，只求安全准时到达；自己的行李，无论大小，都会自己来拿。
而在工作之余或旅途中，他很愿意与年轻人分享自己的经历、经验和感受，言传身教，帮助年轻人成长。尤为难得的是，对工作中曾有过一些接触但又很少见面的普通员工，即使过了很长时间他依然能叫出名字。
施陶迪格又是个认真、坚持原则，并十分注重细节的人。有一次，为了参加一个一小时的重要会议，他花了七八个小时做事前准备，甚至进行排练。会议结束后，他还亲自修改由员工起草的备忘录。
施陶迪格身上带有不断学习的意愿和能力，这可能也是他能从一个学者成功转型为企业家的原因之一。
瓦克大中华区总裁林博向记者吐露了这样一段往事：在德国总部担任世创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期间，他和施陶迪格曾住在慕尼黑同一街区，晚上散步时有好几次看到他赶去慕尼黑大学听不同主题的讲座。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施陶迪格仍保持着作为学者时的学习热情，并没有因为工作繁忙而放弃自己广泛的兴趣以及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的机会。这一点让林博十分惊讶和钦佩。
林博还透露，施陶迪格出差途中喜欢看书，且经常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他常常和中国员工沟通交流，了解在中国做生意的习俗和做法，以主动、开放的心态积极适应本地文化，掌握新的技能。同时，他强调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坚信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所长。
闲暇时，施陶迪格喜欢阅读、古典音乐和运动。他向记者透露，他最喜欢听莫扎特和甲壳虫乐队的作品，尽管两者风格迥异，但在他看来他们都是很棒的音乐人。
“我觉得莫扎特多数作品都十分乐观，甲壳虫整体也都比较积极。他们都能带给我积极的感觉。在艺术上你必须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思维，正如美国摇滚音乐家Frank Zappa的一句名言，‘头脑就像降落伞，只有打开了才能工作’。”施陶迪格说。
他还比较喜欢京剧，“你真的得保持一颗开放的心。尽管（京剧）很难懂，因为是完全不同的曲风，但你知道，一旦你用心去听，你就会很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