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1版）

  其三，互联网明星公司获得高估值后，其获得的资金将强化上游那些在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已经获得成功的公司（他们在资本市场上已经不再被青睐）的地位。因为互联网明星公司聚焦于用户体验，希望保证硬件不出问题，所以倾向于使用已成功公司提供的元件。其结果是，互联网公司或“互联网思维”的公司享受巨大的估值，可以以这个估值不断融资（上市前多次风投投资，上市后多次增发），而所融得的资金以收入形态流进了上游公司的口袋，成了资本市场变相支持已领先的上游公司。比如，小米公司在芯片上就必然使用高通的芯片，至多在红米等廉价品上使用联发科的芯片，乐视公司在液晶面板上必定使用夏普、三星的面板，这就造成强者恒强。近两三年，德州仪器、博通、意法-爱立信等西方居于第三位及以后的企业退出手机芯片领域就是证明。因此，西方半导体等领域不再有风投投入并不意味着其衰弱，而是这个产业已经由若干成熟公司把持。但这一规律对于追赶者如中国高科技公司是不利的，在很多领域，这将维护美日韩的既得利益。幸好，中国凭借本土加亚非拉的巨量人口市场和汇集大量经济型理工人才的巨型公司的内部产业链，还能支持有志气的上游技术公司的发展，例如在手机芯片领域，大量山寨智能手机支持了展讯的崛起，而华为公司凭借自有品牌手机的市场支撑，扶植了海思的成功，这两家中国半导体领军企业是在互联网模式公司之外维系了中国的技术传承的。

  当前互联网产业的深层次软肋

  2013年以来，互联网在美国资本市场股价一再高涨，在中国也得到了舆论的追捧。2014年8月，一部名为《互联网时代》的纪录片在中国播出，引发了资本市场和舆论界的极大轰动。这部纪录片的思索是比较深入的，它反复进行一种隐喻，那就是相对于二战前后贯彻科层制的工业时代，互联网时代具有“去中心化”的重要特征。由于中心化暗示着权威，那么去中心化就暗示着“平等”。所以，互联网时代也是平等的时代、大众的时代。

  这种“互联网是平的”论点过于笼统，有点像互联网的对外形象宣传。“去中心化”网络结构，符合技术趋势性，是存在的，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需要再进行严肃的探讨。笔者相信真正有价值的网络——它很可能是去中心化的，必定是有极深的技术支持而且又能促进技术进步的网络。但当前这种媒体性很强的互联网模式，已经表现出若干深层次软肋。

  第一，应用大放异彩的同时基础科技储备开始吃紧。互联网产业追求个体成功，追求明星效应，所以整天思考的就是大卖，就是用户体验，如何快速想到新的创意，快速变成现实产品，它加大了应用层面创新的动力。因为互联网，信息领域各种新产品、新服务层出不穷，软层面的变化很快。美国风投涉足的其他领域，如生物医药和新能源因为技术原因，更新速度远不如互联网，给风投带来的财富也远不如互联网，可见其中互相强化的机制。但正因为创新集中在应用层面，乃至越来越表层化，当年AT&T进行基础科学知识创造和储备的机制就基本上消失了。基础科技研发时间过长，不确定，吃利润，一旦研究成功又有很强的外部性，与资本市场逻辑存在直接冲突。在工业时代，基础科技只能在不求回报的公立学术机构、国家实验室、富裕商人身后捐赠的实验室（如卡文迪许实验室）、超大型公司内部研发部门里发展出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型“极客企业”的逆反及其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好比来了次性格大转变，开始急速消化之前几十年储备的基础科技财富，但是新增补充的基础科技知识资源越来越少。当然，谷歌在发达以后也开始支持很多不赚钱的大型基础性项目（比如谷歌地球、街景等）。但和过去的基础科技机制相比，这些项目通常看起来比较“好玩”，满足极客的好奇心，要让大部分人看得懂，多集中在应用层面（收购并大放光彩的安卓系统也靠近应用层）。而且这些项目更多集中在信息科技领域。对于其他大型制造业、工业系统则无能为力。这正是西方科技进步机制的深层次危机。

  第二，放大财富分化。互联网“明星企业”模式会进一步放大财富的分化。“互联网是平的”论，与世纪之交全球化兴起时“世界是平的”论一样，过于模糊，所指不清。如果从经营的效果上看，互联网让知识门槛相对变低，“变平了”；从经营者角度出发，它让普通人更有上升的机会，普通人的小团队能够通过明星产品一举成名并发展成大公司，“变平了”。但就该经济模式造就的财富分配结果而言，它趋向于更加不平等的结果。1990年代，在资本市场慢牛的带动下，上市企业高管通过期权形态获得的高薪已经为当时的评论家瞠目。但到互联网时代尤其是2010年以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方面这个行业规模经济的需求更加强烈，强者一统天下的局面更加突出（如百度阿里腾讯），另一方面又叠加了资本市场赋予互联网企业的特权而放大估值（市值财富），互联网上市公司股权市值增值造成的财富分化比传统行业上市公司更加夸张。而这种财富分化会产生激励效应，主导人才流动方向，人才大量流向互联网行业，媒体性的互联网行业的聚焦又不在于钻研积累，结果增加了未来科技基础的脆弱性。

  第三，UGC平台泡沫。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的平台模式）是2004年前后web2.0（博客、维基是第一批2.0产物）的思想精髓，到社交互联网时代放大，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但其实早年的论坛就是UGC的原型。既然互联倾向于走2C的业务模式，UGC就是2C业务最重要的经营哲学。从近十年的效果来看，UGC模式良莠不齐，有些平台网站确实实现了高质量的UGC，但更多的UGC平台，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大量APP是有问题的。少数高质量的UGC网站，比如维基百科、知乎，扩大了知识网络上的创作源，把大量有才能的人的空余时间利用起来，让他们分享自己的“认知剩余”，进行免费的传播，扩大了这些在纸片时代仅局限于极少数人头脑的知识的影响范围——也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全能型极客”。但更多UGC的“社交互联网”，出于其利用人类原始本能的动机，刺激人们把碎片化时间都用在闲聊、交朋友、游戏等容易上瘾的“信息消费”上面，对于社会整体并不有利，而且极容易成为谣言的温床。其实，UGC在近两年甚至演化成一种投机懒汉的想法，都希望用户在上面弄内容——但有价值的内容是耗费工夫的，全国的精英也就只能支撑不多的几个UGC平台。

  第四，争夺用户导致末日心态。互联网产业重心在于抓用户。这里又暗藏一个矛盾，首先互联网是免费模式，在实体经济意义上是要大量用户才能支撑起一点收入（比如网络文学，几十个读者才有一人付费）。在广告方面，近几年由于风投蜂拥而至，互联网广告单价有所提高，这其实是在挥霍性的使用用户资源。同时，互联网网站、APP又种类很多，大家都想着占使用者的时间，可是使用者每天就24小时，于是人们很快发现“人的时间”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成为互联网公司争夺的对象。其结果是：一方面在资本市场上“打肿脸充胖子”，阅读近几年互联网公司的上市招股说明书，可发现他们特别强调自己的“用户数”，动辄数千万，多则数亿。如果看完若干互联网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可能会很奇怪：为什么它们的用户数那么多但我自己却从来没有使用过，也不曾有印象周围的人使用过。答案是利用“用户定义”的伸缩空间，把那种每月登录一次（社交网站）的注册人也算做用户，通过强调用户数来获取估值——实质上大部分用户形成收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另一方面，这种对于“人的时间”资源有限的忧虑，又影响了互联网企业家的心态——虽然互联网在不断产生出新的想法，创造出新的边疆，但在“人的时间”这个大陆里面不断加塞新想法将使得互联网世界越来越拥挤，因此对于单个互联网公司来说“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是在萎缩的。所以从内心上来说，互联网人和19世纪后期以来的那些创业资本家的心态有很大不同，后者相信边疆无限，资源可以不断地被发现并转换成可利用的形态，是乐观派，而前者则认为资源有限，必须先下手为强，而且要主动攻击置对手于死地，在对手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消灭它，这是一种深沉的悲观派，中国互联网圈内崇拜《三体》这部科幻小说就是这种心态的极好反映。而这种基于资源有限的深沉悲观正和资本市场上互联网公司被撑得极大的市值（反映了资本的高期望）形成了巨大的张力。

  真正的互联网精神

  今天，互联网思维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同。但上文所述的种种偏媒体泡沫化的现象，显然指向其中的问题。那么，有没有互联网精神呢？笔者相信当然是有的，世界上有真正的互联网精神，应该把它同媒体化、泡沫化的伪互联网精神区分开来。那么，真正的互联网精神在哪里？恐怕要从它的源头说起。正如在互联网UGC的实践中，精英聚在一起还是精英，垃圾聚在一起仍然是垃圾的结果所暗示的，真正的互联网精神是通过共享的网络平台实现的“精英共和制”和“无限边疆观”。当前的互联网模式已经把这种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变成了比表层工夫——在中国干脆成了比噱头。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尤其是近几年来的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对既有资源的更有效利用，是创造了很大价值的。但是，这是在生产力老本上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生产力基础还没有被驱动进步。网络本身有可能成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例如，在先进的传输和终端技术的支持下，人们实现知识的快速自动吸收和分享），但这种未来场景靠目前的互联网文化很难实现——因为它意味着生产层面的技术大变革，而当前移动互联网的热门集中在对原有生产力资源的消费上，比如2013年以来最时髦的O2O模式（“线上线下联动”），相当于把人类现代社会中的生活方方面面再用互联网走一遍，按照2012年以来美国资本市场的玩法，每个领域都可以创造一个至少大中型市值水平的上市公司：打车、订餐、旅游、订机票、买房、租房……这都是在现代基础设施上叠加信息网络互联互通的服务完善，但是对基础设施的改变无能为力。形象地说，如果一个人出生在19世纪末的西方，他看到的是物理环境、空间行动能力的快速改变：能源、交通、居住形态、材料物质、技术工具、通信手段无一例外都在变。但一个人如果出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那么除了通信手段，人们看到的物质环境改变并不多，只是使用起来更加便利——私人可做的事情更多，效率更快，知识空间更大，虚拟社交空间更大，但西方社会的大型工程出现停滞，甚至连已有系统的维护也出现问题。这正是一方面美国以谷歌、Facebook在创造巨大市值，而另一方面人民发现自己的基础设施在“第三世界化”的原因，两者之间终将发生尖锐矛盾。

  现在还能改变这个趋势吗？笔者认为，把工业时代和互联网时代简单对立起来，是错误的。真正有生命力、可以不断自我“进化”的互联网系统，是要把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优点，和网络时代的“互联互通”优点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系统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财富分配、社会阶层流动上，都具有正向循环效应：既可以发挥“极客”们具有的创造力优点，又可以有机包容规模经济，可以让任正非所说的大数据服务于生产，具有系统观，让系统的各个部件快速“进化”，在社会意义上能够让刻苦的、有潜力的人才被吸纳到社会精英阶层，让社会保持活力。在我国迫切需要启动资本市场缓慢牛市以服务于养老体系、以及打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战略的背景下，让我们的高科技经济有扎实根基并在思维上具有真正活力是至关重要的，而互联网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挖掘美国互联网-硅谷发展史，把其中不同的成分区分开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们的文明所用。

  （作者系百一企研（Baiyi Enterprises Research）共同创始人、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经济学部会员学者，专注于经济新常态下“一带一路”与产业升级相关的投资机会研究及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