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简政放权，当前需要做好这么几件关键的事：加大开放，增大透明度，创造公共平台，鼓励社会资源做大“社会”，坚持法治。深化“法不禁止即可为”的现代治理思路，凡是用财政资源创造和获得的公开数据，绝大部分应该向市场免费开放。过去我们是“强政府，大市场，弱社会”，今后政府应尽全力服务经济、服务社会，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应该是政府要大力去做的，由此，最终形成经济、社会、法治、民主比较均衡的和谐状态。

  在完成部分深层次改革的整体布局的同时，作为今年改革的重头戏，简政放权已推进到了深水区，但力度并没有半点减弱。

  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日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确定了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200项以上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已确认将取消，同时彻底取消各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针对当前比较突出的中介服务、职业资格许可认定、费用收取等问题，会议也分别做出了改革部署。这预示着“非行政许可审批”概念将彻底走进历史。

  中国经济正在稳步进入新常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改革成为政府释放经济活力、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主要发力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由此，当下社会各方已达成共识：厘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简政放权经济体制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

  而在今天，简政放权的改革难度大增。过去的改革主要是机制改革、增量改革，经济增长快，大家一起有钱赚，改革红利大；但在眼下，经济增速下行、政府财政下滑、体制矛盾突出、利益格局固化，改革主要是动存量、调整利益，红利少，回旋空间小。《瞭望》杂志日前载文提到中国深化改革的四大阻力：一是强势的特殊利益集团干扰或“误读”改革顶层设计；二是部门本位主义的“选择性执行”，甚至利用手中权力直接设障阻挠改革推进；三是基层干部群体的“雁过拔毛”行为和畏难、抵触情绪；四是分众化小团体汇成“民意集团”的冲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近期发布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报告（2014—2015）》也显示，多数人认为部门利益将成为本轮地方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特别是在简政放权、激活市场和社会活力方面尤其如此。这进一步证明加大政府改革的力度，特别是加大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笔者认为有两个变化值得高度关注：一是持续反腐败导致部分受损利益集团加大抵抗力度，阻碍改革落实；二是在持续反腐败和转型背景下，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懒政”现象。

  在经济全面向新常态调整的背景下，为正确把握改革大局，做好改革这篇大文章，习总书记在5月5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了三个“有利”：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习总书记指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改革推进到哪一步，思想政治工作就要跟进到哪一步，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要高度重视全面深化改革引起的利益关系调整，通盘评估改革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的利益变化，统筹各方面各层次利益，分类指导，分类处理。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

  归纳起来，习总书记这段讲话透露了几个重要信号：三个“有利”或将成为未来改革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尺；“高度重视全面深化改革引起的利益关系调整”意味着不因利益集团阻挠而放松、停滞改革步伐；“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是在营造新的改革氛围，让 “不改革无创新，无创新则无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把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强调了中央的用人标准，为改革凝聚共识。更为重要的是，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部分区域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总体方案》，表明在原有动力已消失、新动力尚未齐备之际，将通过区域改革来进一步推进整体改革。

  大家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新常态”最持久的增长动力并非来自于要素投入，而是来自公平、自由、规范、透明、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建设。因而，唯有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我们才能在诸多不利因素中闯出一条发展新路，由此获得真正的“改革红利”。

  当我们追问中国在怎样的市场环境下才能持续迸发出创新活力时，一些基本要素很难回避。首先，经济资源应得到市场化分配，我们需要奖励创新，而非奖励权力；其次，创新需要得到制度的保障，而不能被其他个体随意窃取；第三，应尽力使优秀的人才向最需要创新的行业集聚，而非争先恐后涌向公共部门；第四，放松管制，放松准入，让企业在竞争中成长，而非在过度保护中坐吃山空。

  中央大力推动简政放权改革，制定政府权力清单，这是在兑现政府过去的承诺，这原本就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改革顺利，会比较有效地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的改革目标，而且还能从机制上有效减少腐败，巩固目前反腐败运动的成果。不过，政府权力改革不是单项改革，而是更大的系统改革的一部分，因此必须系统考虑、通盘考虑。

  有专家认为，当前需要做好这么几件关键的事：一是加大开放。要对市场主体、社会主体加大在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开放，深化“法不禁止即可为”的现代治理思路；二是增大透明度。政府要加大透明度，尤其是要加强各类信息披露，凡是用财政资源创造和获得的公开数据，绝大部分应该向市场免费开放。增加信息透明度就是创造生产力。三是创造公共平台，简政放权并不是政府不作为，而是调整工作重点，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应该是政府要大力去做的。四是鼓励社会资源做大“社会”。过去中国是“强政府，大市场，弱社会”，今后政府放权，必须要做大社会，作为“第三种力量”来服务经济、服务社会。五是坚持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规范，才能形成经济、社会、法治、民主比较均衡的和谐状态。

  凡此种种，都是检验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国未来发展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再上台阶的重要标志。现在，就看下一步深化改革如何突破强有力的利益碰撞、观念碰撞以及组织碰撞这些关键节点了！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