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博弈的不对称之九十八

  □孙 涤

  现实世界的问题，很少有明确答案。寻找有用的信息，创造性地诠释其涵义，筛选出它们在解决问题上的相应权重和优先次序，是决策者责无旁贷的责任，也是创新决定中最困难的环节。然而在我们的教育里，这些恰恰最被偏忽。

  开春以来刊出的这个系列，都是围绕创新的题目展开，先讲了人脑怎样形成创新思维和观念，又谈了创造性个人如何调整睡眠安排作息，以便创新潜力源源不绝。似乎是绕了个圈子，因为笔者要谈的，是企业组织如何创新而能成功。而企业的创新更其复杂，难的是怎样建成创新的团队。

  论结合个人的创造力及团队的创建能力，现代的经典案例，非乔布斯莫属。3月底美国出版的新书《乔布斯是怎样炼成的》（“Becoming Steve Jobs”—— The Evolution of a Reckless Upstart into a Visionary Leader ）对乔布斯怎样嫁接这两种非凡能力的卓越过程，有详尽记述。作者Brent Schlender 是乔布斯二十余年的老友，《财富》杂志资深记者和编辑，他的洞察和评析自有研读的价值。

  乔布斯逝世不久刊行的那本《乔布斯传》，曾风行全球，不过对乔布斯如何围绕创新产品来构建他的企业团队方面，论述很单薄。Schlender则投入大量篇幅，着力解析乔布斯如何从自身的挫败中升华，成功组建团队，把濒临破产的苹果电脑超拔成全世界最有价值的企业，辉煌犹如凤凰涅槃。这个“败部复活”的经历，我以为，非常值得所留意探询企业创新怎样成功的人关注。

  乔布斯生性自负，特立独行，又极度自信，对产品的追求近乎苛细，因而他在待人接物上有许多不假辞色、不近人情的轶事。被逐出苹果董事会后，乔布斯情绪极为落寞，曾一度恋上了美国“天后级”歌手Baez ,几有婚娶之想。Baez 在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风潮里以歌喉和美貌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的偶像。她曾是Bob Dylon 的情侣，以一曲“Blow in the Wind” 打动了千百万年轻人的心,锋头之健一时无二。和乔布斯拍拖时Baez已年过40，有次晚餐约会，乔布斯说起他在斯坦福校园附近的Mall看到一件美妙的红色洋装，很合适Baez，坚持要带她去买。乔布斯驾车到了店里，Baez试穿后果真很合身。到付账时，却不见小乔掏卡拿钱，弄得Baez好不尴尬。其时两人都不差钱，而乔布斯尤其富有。

  我们不妨猜想，在乔布斯心目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信息和创新的理念。既然他已向情人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创新信息”，钱就不该再是问题。从这件小小轶事可看出，乔布斯对常人究竟靠什么来驱动的“常情常理”，原来相当隔膜。后来乔布斯领导Pixar 公司的创新，重建苹果电脑，对人事管理上有了极大改进。乔布斯觉今是而昨非，常常承认自己是个“混球”（asshole）,并能放下“天才”的身段，设身处地，以常情来推想常人的感受。事实上，他和Baez虽然分了手，却一直保持着挚友的关系。在他逝世后的一个极小范围的至亲好友的家庭追思会上，Baez还唱了一首黑人圣歌“马车从天堂下来”来祭奠乔布斯亡灵。

  也许人们会说，乔布斯乃不世出的奇才，故有不世出之奇迹，然而从挫折和失败中熬炼出来，方能成就事业，却是人类共通的经验。任何一个人，要能在创新竞赛里真正脱颖而出，必是通过一连串挫败“呵护”而成。不妨说，世间凡是值得称羡的事，都是难能可贵的。甚至可以说，惟其难能，因而可贵。真正好的东西之所以难能，皆须靠自己争取——从挫败中挣得，无法由老天赋予，不能靠政府赐予，即使父母的赠与，同样也不可靠。

  去年感恩节的晚餐会上，我有幸坐在一位饱学而睿智的老教授旁，谈着谈着，话题就滑到了中国学生的创新能力上。老教授是耶稣会一位资深会士，原本在美国的大学执教，后来在台湾辅仁大学教了四十年书，最近到珠海，作为访问教授在岭南大学教书。虽年届八十，他思维还是非常敏锐。他说他对中国学生的聪慧勤奋印象很深，然而令他印象同样深刻的，是中国学生的创新意愿，无论在中国台湾，在中国大陆，都同样稀缺。他的一句结语令我深有触动。他说中国没给学生失败的机会，而不准犯错，不允许失败，也就此断送了学生创新的潜力。其最显著的体现，凡是中国的考题，都有唯一的明确答案，答对或蒙对了，就算考过升等，否则就是失败。中国学生，不怕考试，再艰深的考题，他们都不怕，只要教师预先给出标准答案就行。而与这种训练大不相同的，是现世的选择多半没有完满答案，即使差强人意的，选择也远多于一个，而且彼此间也无从取代。

  老教授的这番见解，令我想起数年前我同另一位教育行家的讨论。他是教育部一位资深司长，退休后作为巡视员带队考察青海省留守学童的教育状况，我随队前往。针对标准答案的唯一设置，我曾建议，要是算术题给出的已知条件多过解题所必需的，而且答案不是整数或漂亮的分数解的话，学生还有把握答对吗？老司长颇以为然。现实世界的问题，很少有明确答案，也不会有人来告诉你，哪些信息对解答问题和做成令人满意的选择是有用或必需的。寻找有用的信息，创造性地诠释其涵义，筛选出它们在解决问题上的相应权重和优先次序，是决策者无可旁贷的责任，也是创新决定中最困难的环节。然而在我们的教育里，这些恰恰最被偏忽。如此培养出来的，极令人可惜，只配替人打工。

  （作者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堤）商学院教授，美国华裔教授学者协会（南加州）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