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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人参变成了神药——评《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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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参变成了神药——评《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
    2015-05-28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唐 山
      《人参帝国》
      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
      蒋竹山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4月出版

      当人参变成了神药

      ——评《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

      ⊙唐 山

      

      人参入药,始于战国,但成为百药之王,却在清代。说清朝是人参帝国,绝非危言耸听。为独占人参资源,皇太极曾发动远征,而夺取天下后,八旗建柳条边,严禁向关外移民。

      古以上党人参为最优,那里被称为天下之脊,南京人参亦曾列上品,因产自龙盘虎踞之地,可到明末,两处开采皆尽,辽东人参遂成天下第一,几与清朝崛起同时,故被附会为“王气所钟”。人参对努尔哈赤成就霸业的影响举足轻重,依靠人参贸易,八旗年获利达250万两,是以“富强已非一日”。无怪乎清廷对人参高度重视,采挖、销售、运输等,基本由皇家垄断,为保护帝业资源,甚至不惜开启边衅。但是,数百年采挖,辽东人参资源渐渐枯竭,而此时的天朝,亦日薄西山。兴于人参,亡于人参,人谋不臧才是更根本的原因。

      以家为国的人参帝国

      人参生意对清朝崛起太重要了,万历初年,女真各部落甚至“愿以儿子为质”,请明朝开放边贸,可没多久,这片“不产五谷,不产布帛”之地便一跃成为强国,足以逐鹿中原。

      人参是独特商品,附加值极大,具有战略价值,清廷明白,防范新的竞争者赖此崛起,必须将其牢牢攥在手中。

      整体看,清代人参管理,中央集权不断在增强:初期各旗分包山头,旗主亦可自行采参,但竞争之下出掠夺,各自留山很快被挖空,此后越来越走向官僚化,通过一系列机构,皇家直接操盘,全程监控,亲贵们亦失去采售权。

      从此,人参腐败不绝于耳。

      在采挖环节,清廷引入参票制度,为完成任务,底层官吏拼命压榨采参户,生态破坏加剧,生产大幅下滑。在销售环节,亦由皇家垄断,清廷将人参交给江南三织造等代售,为完成业绩,内务府常常前货未尽,后货又发,且命三织造先垫交部分款项,导致其运转为艰、亏空日增。

      如此强收强卖,只能双输,但人参被划为皇家私产,最多时每年能带来七八十万两白银的外快,既然家就是国,则伤害了国家、商家和消费者的利益,皇帝又怎么会在乎呢?

      表面看,清廷制度完善,有轮流封山、涵养资源的规划,有细密的监察制度,有严防腐败的霹雳手段,可所有这些,却很少被贯彻执行,结果是人参越来越少,贪墨越来越多,效率越来越低下,到头来,皇家目标竟全部落空。

      遭遇困境,就应立刻调整,可清廷变革幅度并不大,因为他们能自如地转嫁危机。

      由于管理不善,人参资源越来越少,可参价也在不断飙升,康熙时,普通人还吃得起,到了乾隆中期,价格狂涨数十倍,成了大户人家的专利。

      人参有药用价值,但未必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明代医生很少用它,清代初期,康熙也不甚服参,曹寅患病时,求皇家赐参,康熙只给了很少一点,并提醒说,人参不可乱吃,有效再说。

      明清之交社会动荡,饥荒、瘟疫频发,人们身体抵抗力普遍下降,常服参者确实更显健康,这让温补论成为主流,许多医生诊病时不问细节,一味要求温补,如子女不同意,邻里便指责他不孝,不肯花钱买参。在这种心态的诱导下,人参成了万能灵药,病治好了,功归人参,治不好,亦觉得“命该如此”,非人参之过。

      明代人参入药,用量极少,清代将其神话后,病者常常一吃数斤,乾隆晚年用参量就很惊人,平均一年要吃两斤半。清代甚至形成了这样的习俗:让垂危者吃人参来“吊命”(即延长几小时的生命),以完成遗嘱。

      神话人参的意外红利是,补足了资源衰竭带来的损失。人参越少,人们越愿意花大价钱去买,皇家独掌商品的利润反而不断攀升。

      人为稀缺成了皇家榨取民间财富的利器,在既得利益遮蔽下,晚清几位皇帝失去了改革参政、整顿吏治的动力。

      清朝错过了秧参机会

      嘉庆七年(1802),吉林将军秀林一份提案掀起轩然大波,他首次透露出秧参的问题。

      因浅山已无参可挖,采参人只好远赴深山,秋去,翌年春回。由于风险大,成本高,许多人改为春夏进山,此时人参尚未长成,原土挖出,移栽至园圃中,这被称为秧参,外观与普通人参并无区别。秀林认为,既然无法区分,不如放开,允许其进入市场。此外,秀林还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却被户部“传旨申饬”,第二年,秀林再度提议,嘉庆下旨批驳:“但揆之物理,山内所产大参,其力自厚,若栽养之参,即服亦不得力。”不需实证,皇帝“揆之物理”一下,便盖棺论定。

      嘉庆十五年(1810),清廷抽查各地进贡的官参,盛京(沈阳)混入秧参高达六成,吉林竟达九成。嘉庆大怒,将赝品全部退回,要求补进正品,此外,派员暗访,一旦发现秧房,尽皆焚毁。

      其实,此前民间人参造假已非常流行,甚至用半枝假的接上半枝真的,技术巧妙,常人难以识破,此外夹铅条、喷糖色等,不一而足,仅辨别人参真伪的书籍就有好几本,对此,皇帝从未动过怒,可真骗到他头上,情况便完全不同。

      秧参真的就不好吗?当时即使是老挖参人,也分辨不出什么是秧参,倒是不少江湖游医凑热闹,力证其毫无药力。可在民间,越来越多的病人及医生却对秧参表示欢迎。其实,西洋参、高丽参都是人工种植,药性虽不同,但足以证明,只要管理到位,人工培植也能做出精品,只是在“家天下”中,管理永远是短板。人参帝国本有转型机会,但统治者一次又一次将其错过。

      可以靠人参打天下,却不可靠人参治天下。好资源遇上坏治理,这绝非天不眷顾,而是自己堵塞了自己的未来之路,对此,我们又怎么能说,后来的苦难只是因为偶然、只是源于别人的加害?

      人参虽小,却折射出了时代巨变的种种曲折与幽暗。通过本书,至少有三点教训值得现代人反省:

      首先,虽然清帝动辄称自己以天下为怀,可从实际行动看,一旦公利与私利发生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损人肥己,绝对权力必然带来绝对腐败,皇帝需要腐败的制度,因为他是其中最大的获利方。其次,缺乏有效管理,优势就会变成劣势,成功的基础就会转化为崩溃的祸根,为了独吞利益,将优质资源锁进保险箱,而不是交给社会,则受害的绝不仅仅是这一项事业,而是将动摇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最终造成整个系统崩溃。其三,专制环境与文化是伴生的,有一套自己捏造出来的逻辑,当其昏招迭出时,反而会赢来一片喝彩,民意如此,则秀林的意见注定被忽视。

      世界上总有人觉得自己更聪明,别人更傻,因为利益诱惑如此甘美,让人沉浸在幻觉中,无力自拔。当雄心与智慧不断凋零,利益考量成了唯一的尺度时,岂有不衰亡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