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女极客杨培青：

  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做创新

  杨培青，业内闻名，却并不是一个为大众所熟知的名字。在一个信仰青春，膜拜力量，庆祝颠覆的时代，30后（1930年代出生）那一代人早已开始被遗忘，湮没在科技新贵、资本大鳄与娱乐头条的喧嚣中。作为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们是这个时代，这个国家的“里子”，却常常被一笔带过。对于热衷新鲜刺激的当代人来说，历史常常就是一个伪命题，一个个案的样本更是微不足道。然而改革开放30年后当我们再一次面对深水区，曾经的那些尝试，那些光和热是值得回看的。命运在选择个人，个人也在选择命运，在历史的弯道里，他们的轨迹值得记起，值得书写。

  所以我要在这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杨培青，生于1932，新中国第一代计算机工程师，后转型从政。我所见的杨老，浸淫体制多年，洞若观火，却依然直爽练达，一针见血；她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与书写者，却初心未改，有着几乎已不合时宜的单纯与执着。她经历过抗日战争的洗礼，面对过文革的风雨，亦曾张开双臂迎接席卷而至的改革浪潮；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沧桑带走了秀发朱颜，但没有带走她的激情，杨老心中的自己，依然是一个简单的儿童团团员，哪怕稚嫩，哪怕弱小，亦有责任在肩。

  ⊙记者 于斐 ○编辑 全泽源

  “在您漫长职业生涯中，最有成就感的瞬间是什么？”面对这样一个平常的问题，一直侃侃而谈的杨老意外地陷入了沉默，片刻，才说道：“没有特别的时刻，我总是尽力想去做成点什么事，但总归会有力所不能及，无奈总归多于成就感”。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杨老在80岁的高龄依旧活跃在科技界，她依然在努力做点什么，推动些什么。有一句俗套的注脚在此变得很合适：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翻看杨培青的履历，她其实远不该如此谦逊，1962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子计算技术专业，回国履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从事计算机及组件的研究开发及工程管理。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从事科技管理工作，曾任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科技体制改革负责人，参与起草863计划等一系列改革方案。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杨培青曾力主技术创新与核心技术的引进推动，力促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和中创公司的建立。今天的杨培青，作为中国科技咨询协会的副理事长，依旧精神矍铄，活跃在科技圈。

  无心插柳学起计算机

  初见杨老，是在科技咨询协会的年会上，一个慈眉善目的小老太太，端坐主席台，言语简练，思路清晰，除了开幕致辞之外，并无多话。会议向来耗费心力，所以当记者下午看到杨老依旧出现在圆桌议程上时，不禁已经开始敬佩这老太太的体力了。圆桌讨论渐至高潮，杨老说话了，寥寥几句话，说愣了一干人。原来说了那么多的创新改革，有些问题还真是亘古不变，而敢于坦白直言的人更是稀少。“这个老太太，真有意思。”旁座有人开始感叹。

  再见杨老，是在她家，蛮旧的小区，屋子被收拾的整洁干净。房间里铺陈甚少，从书架到茶几，从沙发到工作台，满满摆的都是书和资料，俨然一个老学究了。

  “您也算是李鹏先生的校友了哈？（注：国务院原总理李鹏亦曾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记者试图打开话匣。“不，算不上校友，我去的时候他都回来了，而且我们也不是一个专业的，我是新中国第一代学计算机的。”杨老抿一口茶认真地说。

  “不过我也完全没有想到会去读这种专业，倒是一直想当个乡村教师的。我高中毕业填的志愿就是山东的师范学院，想的是解放了回抗日根据地帮养我的这些人把学办好。”杨老一本正经地补充，一段颇为传奇的家庭史也随之展开。

  杨老祖上为江西崇仁人士，明朝曾与海瑞同朝为官，至今家中祠堂还有海瑞的题词，后因上任山东布政使一职举家迁徙山东。时遇饥荒，圣旨未下，布政使擅自开仓放粮，刑当死罪。当地绅士和百姓联名上书，才免得一死。本应罢官返乡，但当地百姓感怀布政使的义举，为其家族张罗了八间瓦房，留其不走。于是一家人就在这个人称“杨家瓦屋”的小地方定居下来。杨家世代书香，在当地教书育人，不是富翁，但是名门。

  “说起来当年那还是唐太宗妹妹的封地呢，李白还小住了一段时间。当地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江湖好汉梁山泊，家家练武；一个就是极其尊师重教。可是这些年这种东西都找不到了，现在回老家，面目全非。”杨老回忆起家乡，颇为伤感。

  到了科委工作的时候，杨老还依旧心系教育，在当年的报告上曾写道：为什么新中国培养不出蔡元培这样的校长，为什么大知识分子不能去农村和县城。她开玩笑地说：“那时候我母亲为了开乡村学校，学助产师，学养羊，的确能做到产学结合。现在，我想去沂蒙山开学校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了，想想看，我还是个官呢。”

  所以当组织要求年少的杨培青赴前苏联学习计算机时，她自然有些抵触。“可是自己是青年团员，组织需要不容置疑啊。”她认真地说。于是“乡村教师”的脚本变成了计算机工程师。有意思的是，本应7月出国的，他们学计算机专业的三个人拖到9月份才让走，整个筹备过程做得比学导弹与原子弹技术的还要保密。前苏联方面本来要反悔，在相关领导再三谈判之后才放行。果然，计算机技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是核心技术中的核心技术了。

  当年的新闻报道说鞍钢再获得技术突破，某产品一个螺丝钉都5吨重，杨培青便在自己的高考作文《我的志愿》中写道愿意做一颗新中国的螺丝钉，一颗5吨重的螺丝钉。这样的比喻在今天看来是奇怪的，可当时却不乏真诚。

  科技部的“推土机”

  回国之后，杨培青顺理成章到了中国科学院从事计算机的研究开发工作。1963年，我国成功试制了2048位磁芯存储器的103计算机，当年首批计算机研究和应用人员就是从这里开始了计算机和信息化的征途。

  杨老戏谑称，“我拿的不是红本毕业证，那要全A毕业才有呢，而我一向不愿意死记硬背，所以没有拿那么多满分，我喜欢自己琢磨。”实践证明，这种独立自主精神难能可贵，大大有助于实践能力的锻炼，所以杨培青早早拿到了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因为一向快人快语，干活麻利，她被亲切地叫做“小杨子”。

  文革对杨培青的冲击并没有改变其直爽的性格，“小杨子”一如既往地喜欢建言。当年的“献礼”是一件有特色的事。每逢重大事件，各部门就可能会为了献礼紧急攻关。电脑插件成批生产出来，运至各处，主机内存一通插，结果一插电就过载短路倒是常事，而这么一插电的代价就是600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600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杨培青看不下去，可作为一个研究员毕竟人微言轻，于是本不想从事行政工作的她开始了转型，从高级工程师变成了一个政策制定者。

  这一次组织没有分配，杨培青做了自己的选择，调任至中国科学院计划局远景规划处。

  对于她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学起。为了尽快了解学习美英的科技制度，杨培青以一种近乎“变态”的方法习得了一门新语言。这一回，她吸取了学俄语的教训，在实践中学。只是这具体操作方法着实有点反人性。杨培青直接把原文资料搬来，旁边放一部大英文辞典，边查边学，看完一遍再自己默写，就这样杨培青从一个彻底的门外汉，做到了对一门全新语言的融会贯通。凭着这种精神，杨培青广阅中外文献，在国家科委用一篇篇《情况简报》向中央通报国外技术创新的最新进展，所谓“吹吹风”。1980年代初，杨培青作为国务院科技体制改革组负责人，就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任务、领导体制、体制改革和学部委员大会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研，为日后863计划的制定和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方向做了极其有益的探索。

  部制改革并非易事，多头管理的问题很严重，而杨培青人熟路熟，在项目审批上常常扮演“串联者”的角色，人家凑不齐签字，她就自己拿着项目报表去一家家找。“被打成反革命的时候，我都没有找关系平反，倒是在碰到好项目的时候，用足了各路面子。”杨老玩笑地说。就这样，曾经的“小杨子”变成了“大杨”，人称“科技部推土机”。

  作为资深技术宅，她对资本的力量亦有着敏锐的嗅觉。早在1980年代初期，杨培青即力主创办中创公司，即当时的中国版VC机制。参考日本的新技术事业开发团，俄罗斯的技术开发中心和美国硅谷的体制，当时的科技体制改革方案明确了建立电子一条街（即后来的中关村），确定了初步创立中国风险投资机制，同时安排科委政策工作室的一名工作人员张小兵下海负责中国中创公司的运营。

  “当时下海可不是一件小事，能去就非常勇敢了”，杨老强调，“我还负责做了思想工作呢。”杨培青用一种极有创意的方式为张小兵阐述了一种朴素的风投理念，所谓1:10:100——用1块钱做技术引进，10块钱消化技术，用100块钱做到彻底的应用推广。“VC就是做这‘100’这一块的”，她坦白地对张小兵说：“你就是去滚雪球，去挣大钱的。”

  张小兵也的确是一个合适人选，熟悉体制，人脉深厚，所以中创公司起步非常顺利，财政部也很支持。“政策方向好加上各种资源整合力度大，所以他（张小兵）一下就富了。可问题也来了。”杨培青不无遗憾地补充道。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大胆的尝试很难不招致非议。主管领导接到汇报说张小兵不务正业等等，一拍桌子“让它破产”！于是，中创就这么消失了，到了破产清算的时候大家才发现公司孵化的原来都是优质项目，可为时已晚，新中国的第一代VC机制就这样湮没于无闻。杨培青有些痛心疾首地说，“这些机制我们都是早就有的啊，结果倒又推倒重来，绕了好些弯路。”

  不迷茫的30后

  谈到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是一个绕不开的词。而对于这个概念，杨老有着过来人的担忧，她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提出创新战略，但创新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不少人还模糊不清。有的人借此一哄而上,把创新当作一个口号，只是为了变相地挣经费，这是很危险的。现在到处都是高新技术开发区，哪儿有那么多高新技术？”

  杨老谈到一个极有代表性的例子，她曾经到某县参加一个科技研讨会，参观了当地所谓的工业和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地方政府还热情高涨地推出了10年配套规划。杨培青看了一圈，提了几个问题：年产3万辆的客货两用小皮卡，发动机是外国进口的，核心技术不掌握，就是人家的一个装配车间，何来高新技术？农业高新技术区，白菊花种的是不错，每天摘下来空运日本，看似高端，但种苗也是每天从日本空运回来的，说起来就是替别人种花，这种模式有多少附加值？县级官员任期几年？10年规划有意义吗？

  几个简单的问题个个切中要害，而事实上，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至今也模糊不清。在杨培青看来，从全国而言，推动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经费，能不能更有效地利用，管理监督本身就需要创新。创新有效的管理制度，对国家就是很大的贡献，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低水平、分散、无效的恶性循环。创新不是无中生有，对政府而言，每一项政策的出台，每一个机构的诞生，其背后都需要科学地论证，严格地权衡，甚至应当做法律和预算的考量。整个社会领域服务职能( 包括政府的行政服务职能) 的改革，是创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社会环境的重要方面，先有宏观领域的环境创新突破，进而才会收获广泛的创新成果。

  “口号是好的，但是要概念清楚。创新无处不在，并不局限于科技领域。现在为了多立项，捞项目经费，使国有资金大量流失的倾向，依然存在。每年以此为名立项的有多少个？这是完全可以统计出来的。效果又如何？也是可以跟踪评估的。为什么那些泡汤的项目，无人问津呢？实践证明，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做。”杨老补充到。

  “踏踏实实地做”可以说概括了杨培青一生的行事风格。她说自己并没有经历过时下年轻人迷茫与困惑，那一代人并没有更多的选择，无论做什么就努力做就是了，家国为大，不以小事介怀，那些挣扎和无奈亦往事随风。对于自己身上的诸多标签，“职业女性”，“工程师”，“政策制定者”等等，她都并不在意，杨培青说自己是个有信仰的人，永远相信改变的可能，相信一个人的力量。在她心中，自己仍然是抗日根据地的那个儿童团员，哪怕稚嫩，哪怕弱小，亦有责任在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