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10年之久、经过14轮马拉松式谈判，中韩自贸协定上周终于签署。这将成为拉动中韩双边贸易的新引擎，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范例。不过，中韩自贸协定绕过WTO，让总部设在大洋彼岸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除了暗生一丝醋意，还有一点失落感。而另外两家世界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IBRD）今日的处境也比较尴尬，正渐趋边缘化。

  回顾历史，WTO、IMF、IBRD都是在二战结束后扮演主宰世界经济格局大管家的重要角色。由于美国在二战中除了珍珠港被日本偷袭外，其余基本没有什么损失，还因此发了战争财，而其他参战国则百孔千疮，国力衰败。美元乘势而起成为国际货币最坚挺者，三大世界经济组织则成了美国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工具。WTO、IMF、IBRD三家功能分工各异，WTO制定游戏规则，IMF调剂货币余缺，IBRD则致力于消除贫困。但是，如今国际局势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大步流星地迈上世界经济舞台，进行流程再造，不再简单地依附于美国主导制定的旧有规则。而世界经济组织本身也有许多局限性，特别是僵化的体制致使其在世界经济大格局转变面前难当大任。因此，眼下这三根支柱都有点倾斜，支撑世界经济越来越力不从心。

  WTO虽说拥有数百名专业人士，对世界贸易谈判提出建议、加以推动，并积极鼓吹，有时也会居中调停，但总体而言，他们并不具体指导谈判进程。WTO自称为“会员推动型组织”。在自身角色的活跃和其承担的民主义务取舍方面，高度偏向后者。WTO依靠全体成员的共识达成决议，这在理论上让159个成员都有了否决权。但是，这样的决策机制终究会变成扯皮的清谈。事实上，多哈回合，一波三折，年复一年，始终无法达成协议，就是明证。一个又一个回合，无休止的谈判损耗着WTO的活力，也使WTO的权威大打折扣。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作为直属联合国、负责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权威机构的IMF被赋予各成员国本币盯住美元的汇率维稳职能。二战以来，IMF的权力得到了充分扩张。但是，在权力不断扩张的同时，治理难度也呈几何级上升，有三道坎难以逾越：一是IMF过于强调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监督，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发达经济体监督不力；二是IMF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监督的同时，却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迥异国情，习惯于“纸上谈兵”的陋习一度严重削弱了政策效果；三是IMF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缺乏必要的强硬监督手段，对2008年发生在其眼皮底下的美国金融危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IMF一贯“偏心眼”，美欧携手即可在IMF的所有重要事务上为所欲为。而最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声音微弱得近乎可以忽略，利益诉求得不到保证。眼下，美国又试图让IMF扮演“全球金融警察”角色，监督其他国家是否实施规模足够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可是，作为救助希腊债务危机三驾马车之一的IMF，在联手欧盟、欧洲央行与深陷债务危机的希腊讨价还价谈判中，却显得十分被动。而美国对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决权”的IMF“投票权规则”则多年来备受国际社会诟病。

  IBRD也是长期由美国把持，占据绝对的话语权，成员国的地位不平等，重债贫困国动议收效甚微，减贫战略规划书、结构调整贷款问题多多。特别是其官僚的审批流程正日益受到大型新兴市场的排斥。在经历了连续12任美国籍的行长之后，IBRD似乎成了美国的“小金库”，其角色和地位都需要重新界定。

  美国人心里明白，WTO这种多边机制无法谈出美国所期望的高级、全面的经贸协定，于是转向在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上下工夫。TPP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亚太地区的WTO成员国也对WTO意见纷纷，与其漫长地等待WTO超级大家庭达成共识，不如利用TPP这个“小圈子”走捷径。而在2014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发布联合声明，支持由中国提倡的亚太自贸区（FTAAP）。这些都表明，各国正在寻求摆脱全球协定，以便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获得合作伙伴让步，保护国家主权利益。

  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不仅权力中心的数量会增加，国家利益也会增多。事实上，WTO框架外双边和多边贸易层出不穷，迄今WTO成员间签署的双边和地区自贸协定已超过300个。在这一背景下，WTO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日趋式微，并面临被“架空”的危险。而随着金砖银行、亚投行的相继组建，IMF和IBRD也在利益诉求多元、各方力量博弈的国际经济舞台上寻找新感觉。

  世界金融新秩序正在大变革，现在国际经济组织已走到十字路口，不顺势改革就要被边缘化。

  （作者系晶苏传媒首席分析师，财经媒体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