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眼
从生产要素角度看，经济步入新常态其实是要素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劳动力而言，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同时，劳动人口的素质与效率迅速提高，再加上技术进步，就可以对冲由劳动人口减少带来的不利影响。就自然资源而言，在资源与环境已经不能承载粗放型经济继续发展的情况下，通过节能环保技术的大力推广以及低碳化生活的提倡，也可以寻找到新的发展路径。而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资本与技术的流动更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为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提供了有效支持。所以，从要素角度观察当前经济趋向，是可以看出点门道来的。
——亚夫
■我国生产要素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力数量增速趋缓，贡献率下降，资本要素尽管依然保持较高的贡献率但从长期来看也面临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应成为主要的增长动力。
■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要素结构变迁，以及与我国发展水平和要素禀赋相似的发展中国家情况看，我国未来要素结构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是：劳动力投入量呈现下降趋势，但人力资本提升将带来新的人才红利；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但将逐渐降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逐步增强。
□刘鹏
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结构变迁
1、要素投入量的贡献逐渐降低而要素生产率的地位不断上升
一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从要素角度而言，分为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和由一定技术水平所决定的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工业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的不断发展，要素投入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是在不断降低的，而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则越加重要。
美国自1889-1957年将近7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的贡献份额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在经济大萧条的1929年之前，美国私人国内要素投入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超过了60%，而在1929年-1957年的20多年里，要素生产率的份额则占到了72%以上，远远超过了1889-1929年期间的不到40%。
这并不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几乎各大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都极为类似。英国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从1820年-1870年的7%提高到1913年-1950年的68%，尽管此后有所下降，但仍超过了50%。日本在1870-1913年时这一指标还是负值，到1950年-1973年时期则达到了54%。
2、劳动投入量慢于资本投入但生产率的提高快于资本
发达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量的比重越来越大，劳动投入量的比重越来越小。近现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的积聚和使用，以至于“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概括。资本的增长率高于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劳动比率不断上升。
美国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数据表明，虽然各时期增长速度有所差别，但资本投入量的增长始终高于劳动投入量。这种要素结构的变动，反映了生产过程中资本代替劳动的一般趋势。
这种趋势具有必然性，一方面劳动要素的约束条件较强。尽管在工业化早期比较充裕，大量农业人口转化为产业工人，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提供劳动供给人数供给。但随着逐步实现工业化，这种转移基本完成，要素的增长速度将主要依赖于人口自然增长率这一较为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相对于劳动，资本投入量的增长要快得多。随着收入和储蓄的增长，投资增速要远高于人口增长率。
然而，劳动生产率是在不断提高的，而资本生产率则存在着波动。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表明，其劳动生产率大多是区域提高的，但资本变化较大。
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首先是因为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技术革命和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单位劳动力单位工作时间内的经济产出；其次是因为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提高。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实现了国际贸易和工业的大分工，不同国家的劳动要素实现了更为优化的配置和专业化提升；再次，劳动力素质和知识构成水平不断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医疗健康保障不断增强。资本生产率的波动则取决于实际产出与资本投入量的比率。
3、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率随人均收入提高而上升
根据钱纳里的多国模型和工业化标准模型，从不发达经济到成熟的工业经济按照收入水平变化可分为六个时期。按照1970年美元计算：阶段1为人均140-280美元，阶段2为280-560美元，阶段3为560-1120美元，阶段4为1120-2100美元，阶段5为2100-3360美元，阶段6为3360-5040美元。阶段1-4为不发达经济到成熟经济的过渡时期，阶段5-6为成熟工业经济期。在一个包含了39国家的数据样本基础上，得出了本文附表中呈现的结果。
本文附表反映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进程中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构，勾勒出一个较为普遍的规律：即尽管资本的贡献率始终高于劳动，随着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进入更高的水平，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完成，资本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下降，在阶段0时期贡献率最低的全要素生产率不断上升，至即将进入工业成熟期的阶段3和阶段4分别逐渐超过了劳动和资本，当超过50%时，一国或地区也基本进入了工业化的成熟阶段。值得注意的是，钱纳里对资本要素的计算方法隐含了资本质量的影响和贡献，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数值较常规算法有所低估。
4、工业化成熟阶段前的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上升的
经济增长不仅依赖要素投入量的增长，更是愈加依赖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长期而言，要素生产率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提高，至于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主要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来看，在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之前，总体是趋于提高的。
美、英、日三国的数据表明，在1820-1870年，1870-1913年，1913年-1950年，1950年-1973年的四个阶段，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15%、0.33%、1.59%和1.72%，英国为0.15%、0.31%、0.81%和1.48%。日本缺乏第一阶段的数据，后三阶段分别为-0.31%、0.36%和5.08%。
增长率较高的阶段正是各国工业革命或者工业化引进和快速膨胀的阶段。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变动情况则更为明显，1870年-1913年16个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平均为1.6%，1913年-1950年上升至1.8%，1950年-1973年则提高到了4.5%，几乎是第一阶段的3倍。
5、后工业化时期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出现一定的下降趋势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后工业化时代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1972-1992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为0.18%，远低于1950-1973年期间的1.72%，甚至还远低于1913-1950年1.50%。日本1972-1992年、1950-1973年、1913-1950年期间分别为1.04%、5.08%、0.36%；英国为0.69%、1.48%、0.81%，德国为1.52%、4.05%，法国为0.73%、3.22%。
这一现象与20世纪末的一系列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似乎背道而驰，但亦有其深层次原因：一是资本生产率的下降。主要发达国家1972-1992年与1950-1973年相比，单位非居住用资本生产率均转为负增长。这表明，相对于GDP增速的放缓，资本放缓的速度较小。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石油危机和生产过剩促使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注意力更多集中于科学技术的投入方面。科学技术的前期需要大量资本来支持研发投入，因此在科学技术尚未转化为生产力之前，这种“阵痛”是必须经历的。数据表明，1974-1990年期间信息技术资本的增长率达到0.44%，其他资本仅为0.37%。
二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一时期的劳动生产率较此前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虽然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均为正数，但均下降了一半甚至更多。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复杂而费解，但不可忽视的是，此时的全球经济正处于生产相对过剩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时期，这一情况与当今世界经济有相似之处。多数发达国家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从20世纪60年代的85%下降到70年代的81.6%，到80年代更降至80.1%。
三是产业结构的服务业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出现第二次重大变化，工业部门缩小，服务业部门不断扩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多达到或者超过了三分之二，发达国家进入了“后业化”时代。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尽管从产业结构角度而言，属于一种“升级”，但从生产率的角度来看，在数值上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另外从当时的统计口径来看，第三产业的相关数据也难免被低估。
巴西的生产要素结构变迁特征
1、要素投入驱动模式下的巴西经济增长缺乏韧性，容易受到各种冲击影响
巴西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要素的投入，因此在遭受了一系列的外部冲击、内部资金链断裂后，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在不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的前提下，1960年-2010年，资本存量对巴西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6%。其中，资本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资本形成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巴西经济增长的速度。
2、资本要素的“两高两低”制约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巴西的资本要素市场存在储蓄率低、投资率低、赋税过高以及利率过高的“两高两低”现象。巴西的储蓄率长期保持在20%这一较低水平，不少年份则在15-20%之内徘徊，这相当于拉美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过低的储蓄率使巴西经济极易受到外部经济和国际资本的冲击，同时也导致巴西过低的投资率。1968-1978年间的投资率为21%，2003-2005年下降到16%，2010年回升至18%，但低于墨西哥的24%、秘鲁的25%、智力和哥伦比亚的22%。
其中，公共投资占比过低是巴西的一大特征。2007年巴西公共部门投资率仅为1.69%，大大低于其他金砖国家，近几年虽有所增长，但占比仍然很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巴西政府较高的财政赤字。税赋较高是阻碍巴西投资的又一原因，尽管巴西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2009年该指标为34.5%，高于OECD的平均水平33.7%。
此外，巴西的利率水平过高，名义利率常年超过10%，尽管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很高，但扣除该因素之后的实际利率水平仍然超过5%，大大高于多数国家。利率过高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推动汇率上升，影响出口商品的贸易竞争力。
3、不同发展阶段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
在巴西经济发展进程中，经历了加工替代工业化、债务危机、经济转轨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模式转换。在1960-1975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阶段，巴西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速为1.6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政府主导的资本要素投入；在1975-1993年的债务危机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转为负数，仅为-0.23%，经济增长几乎全部依赖要素数量的投入；在1994以来的经济转轨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0.1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2%，制度变迁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化，对外开放促进贸易繁荣，巴西经济也逐渐向集约化的增长方式转变。
4、巴西陷入“失去的十年”部分原因是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和结构失衡
人力资本投入不足，远低于同等经济水平的其他拉美国家。尽管巴西的高等教育取得不小进步，但长期以来，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明显不足。1972年，巴西是南美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教育支出仅占政府预算支出的6.5%，其他国家大多达到了25%。1975-1985年，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仅从3%上升至3.7%。而到了1990年，巴西的教育已经远远落后于其他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全国能够完成八年义务教育的学生不足40%，而拉美国家为70%，OECD国家为95%。1980年，巴西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8年，不及阿根廷、智利以及OECD国家的一半。
人力资本投入结构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需要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又一因素。20世纪60年代，巴西经济处于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社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和技师，另一方面依然是大量接受初等教育的普通劳动力，因此与之对应的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轻视中等教育的教育投入模式。
1960年，巴西高校在校人数为9.3万人，1970年增长了4倍，达到42.5万人，到1975年快速增加至107.2万人。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巴西迈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产业结构需要升级和转型，对中等教育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巨大，同时还需要富有创新精神的研发人员，但巴西的人力资本结构却无法与之匹配和对应，致使巴西无法顺利完成产业结构升级。
近年来巴西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不断加大教育投入。1998年，巴西政府实施了新自由主义公共基础教育改革，连年加大对巴西教育的投入。2007年，巴西对教育的投入占到了GDP的5.2%，高于OECD国家4.8%的平均水平。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公共开支的比重从2002年的10.5%，上升到2005年的14.5%，到2009年更攀升至16.8%，而 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13%。
在巴西政府的不断努力下，巴西的文盲率大幅下降，人均受教育年限快速上升，1960年该指标仅为1.8年，1990年达到3.8年，2010年已经跃升至7.2年。巴西教育质量不断提高，研发能力大大加强。巴西每百万人中科技研发从业人员的数量从2000年的339人提高到2010年的657人，几乎翻了一倍。
“后小康”时期我国要素结构变化趋势
1、劳动力投入量呈现下降趋势，但人力资本提升将带来新的人才红利。
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趋下降。中国的人口自21世纪初以来，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型人口增长阶段。有研究表明，中国人口数量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高峰，此后，人口总量开始逐步下降，由低水平增长阶段过渡到负增长阶段。2015年之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会由增长转为逐步下降。总体来看，2030年之后，劳动投入量对GDP的贡献可能将趋于零甚至是负值。
“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转变。近年来我国就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一直在稳步提升，特别是2005年后受益于高等教育普及化，就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速度进一步加快。适应企业产品更新换代和市场竞争压力，相当一部分劳动者职业和技能培训也得到较快发展。近期，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同时，基于我国加快改善医疗健康、文化体育、劳动保障、社会救济等领域民生的步伐逐步加快，劳动者普遍的从业质量和健康水平也将会提高，人力资本要素带来的红利将会逐步替代传统的人口红利。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提出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10年总共提高1.7年。假设就业人员教育程度也同步提高1.7年，到2020年则有望达到10.82年，2030年有望达到12.5年。
按照1992年美、英、日三国15-64岁居民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8.04、14.09、14.97年的水平，结合我国目前教育发展水平和速度来看，我国到2050年达到14年左右的水平不会有太大困难。教育年限的延长实际上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我国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投入量方面，更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方面。1991年至2010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始终高于7%。而且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劳动生产率往往快于资本生产率，甚至是全要素生产率，保持着较高增长。
2、我国储蓄率仍可能处于较高水平，但将逐渐降低
目前我国国民储蓄率高达50%左右，即便开始出现高位回落，但仍将显著高于大多数国家水平。这就使得我国投入仍然欠缺的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服务设施和新型产业、服务业等领域资金池继续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也就是说，投资空间仍然广阔和投资规模仍然可以保持较大总量，由此使得资本积累仍然可以发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作用和基础性功能。
但如果放眼2030年，甚至更远的2050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将会逐渐影响国民整体储蓄水平，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将会产生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劳动力成本会在一些地区、一些行业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土地等要素成本也会快速上升，这些都会削弱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降低对外资的吸引力，从而进一步加大中国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
另外，战略性资源储量(包括水资源、矿产资源和能源)以及环境容量的不足也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越来越大的制约。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量少，经济增长将受到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将面临能源供给、生产能力、运输能力和废气排放的环境容量不足的困难。同时，资源价格的提高将增加经济发展的成本。另外，工资水平上升压力加大，社会福利不断完善，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上升。
综合考虑未来居民的可额支配收入、消费总量和消费倾向的预测，结合政府储蓄和企业储蓄，2030年我国的总储蓄率预计为35-40%，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当前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为20%左右，相比较而言届时的中国仍处于较高水平。在几个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中，日本和韩国的储蓄率较高，与中国的储蓄习惯也较为接近，参考当前日本22%和韩国31%左右的储蓄率，2050年中国的储蓄率降到22-30%的区间附近是较为合理的预测。
3、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逐步增强
生物工程、新能源、下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移动通信、高铁、北斗导航、航空航天等领域，我国的整体科技水平已经达到国际甚至是世界领先水平。同时，在相关政策措施的引导和支持下，基于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功能逐步得到有效发挥，我国研发资本存量将可能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也就是我国因技术创新进步快速推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的一个时期。显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相应增加。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到2020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5%以上，科技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低到30%以下。如果政策能够顺利落实，这些目标顺利实现，未来我国将逐渐转变为自主创新型国家。当然，我们还应该警惕，发达国家在后工业时期曾经出现的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现象，做好未来几十年我国可能出现此类情况的战略预案。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