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三步走”规划，是我国能否由超级新兴经济体迈向超级经济强国的核心环节，也将直接决定我国在全球新一轮经济分工中的实际地位。从经济、技术和产业发展的一般逻辑来说，今天的急务应是产业和“互联网+”的有效结合，而非“互联网+”对产业的整合。我国当形成经济发展的“一体两翼”格局：以制造业全面升级并掌握高端价值链为“一体”，以贸易和金融边界拓展与竞争力提升为“两翼”，锻造国家竞争优势。

  □章玉贵

  继“中国制造2025”规划上月出台之后，作为后续配套动作，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日前宣布成立，这是远比A股能否再上5000点更具战略价值的关键步骤。透过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高规格配置，可以看出最高决策层推动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升级的决心与迫切感，尤其对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谋划与协调推进,可谓只争朝夕。

  制造业之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如若没有凝聚前沿技术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所谓建设强大的资本市场根本就是一句空话，亦谈不上贸易强国版图的全球化构建。而从刚刚结束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来看，整体而言，中美之间实力上的差距依然存在。对美国而言，之所以愿意启动战略与经济对话，更多是从中国力量变迁的趋势上考虑；事实上，也正是有了中国经济实力这些年来的显著提升，才使美国愿意在其控制的秩序框架内赋予中国一定的国际行为空间，并重视中国在经济、金融、气候乃至安全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只是对迄今为止仍是全球唯一超级经济强国的美国来说，尽管中国经济在一些数量指标上已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但在关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技术研发、制造业及金融竞争力等领域，中国仍与美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也是美国依然傲视中国的资本。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无法在短期内大大缩小与美国的整体经济差距，指望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来实现国家目标，并不现实。

  在“互联网+”如火如荼的今天，在产业资本大举进军虚拟经济的背景下，任何对制造业扎实发展轨道的偏离与忽视，都有可能令我们日后为之付出惨重代价。从经济、技术和产业发展的一般逻辑来说，我国今天面临的急务应是产业和“互联网+”的有效结合，而非“互联网+”对产业的整合。不错，“互联网+”确实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企业实现“弯道超车”，而“互联网+”正在席卷中国的各行各业。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还是美国的先进制造，其躯干或曰依靠，仍然是本身就很强大的工业制造业体系，互联网只是扮演着工具价值的角色。这是断不容本末倒置的。如果再将时间光谱往前推两个世纪，几乎所有的经典资本主义国家无不把发展制造业视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的第一要务。即便是互联网技术与思维业已渗透到经济领域每一根毛细血管的今天，制造业的规模和整体现代化水平仍是衡量一国综合实力的最重要指标。相信再过一百年，也不会例外。

  论规模，我国制造业规模早已做到世界第一了，只是，我国制造业取得炫目成就并不能掩盖其与世界一流制造业强国之间的巨大落差。且不说中国制造的某些产品在质量和安全方面尚有待改进和提高，在整体技术制式上仍然依附于美欧标准。就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而言，现阶段中国制造业中仍有相当比例是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由于受到资本积累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我国制造业在参与国际分工时，如今多数时候依然在充当两种配角：一种是发展来料加工型的制造业。跨国公司就把中国作为工业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及产成品的销售都由跨国公司控制，通过大进大出的方式，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中国作为生产加工基地主要赚取人工费用，并实现劳动力的就业。第二种角色是原材料的采购和零部件的制造实行本土化为主，跨国公司控制着研发和市场销售网络，中国企业仍然充当着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

  在技术研发方面，我国制造企业最近几年确实取得了显著成绩，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正在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很可惜这只是个案，就整体而言，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力量还较弱，企业经济效率不高，竞争力参差不齐。笔者估计，中国2014年创造的10万亿美元的GDP中，来自有竞争力的高科技行业创造的不到六分之一，而其中绝大部分又是由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创造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和日本的4%、德国的5.5%。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可与GE、西门子、丰田等世界顶级企业抗衡的中国企业。美国、德国和日本依然握有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而且在可预计的将来，这一地位估计都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

  中国出口产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同样尴尬。对于一个非常欠缺自主品牌又很少掌握定价权的新兴经济体来说，尽管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连续两年位列世界第一，去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4.303万亿美元，出口总额达到2.34万亿美元，其中装备制造业出口额约为1100亿美元。但细细算来，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战略价值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大。就以中美贸易结构为例，表面看来，中国是最大获益方，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至3%。即便大宗的机电产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而且多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生产。明眼人都明白，苹果、波音、通用电气等跨国公司才是最大的获利者。因此，所谓的中美贸易失衡，尽管可以简单地从数字上分析，但更应站在价值获益的角度来解剖。基于后者的分析，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由于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领域，企业普遍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因而盈利水平受到严重限制和挤压。与此相反，在华美国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中国投资生产低附加值零件和整机装配，总不时抓住对汇率稳定高度依赖的弱点，敲打中国经济的敏感神经。

  就国家战略层面的竞争价值而言，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三步走”规划，是中国能否由超级新兴经济体迈向超级经济强国的核心环节，也将直接决定中国在全球新一轮经济分工中的实际地位。中国当形成经济发展的“一体两翼”格局：以制造业的全面升级并掌握高端价值链为“一体”，以贸易和金融边界的拓展与竞争力的提升为“两翼”，锻造国家竞争优势。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